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docVIP

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nbsp;nbsp; 二十三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éeff)对亚洲的高等教育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又以哈佛大学远东语文学系系主任的身份，领导哈佛大学远东研究的发展，不但高瞻远瞩而且一路领先。对系中诸生的训练，他始终坚持的要求之一是要能兼通中、日文的阅读。这个要求对任何严肃的中国史学者来说实属必要，或许这种要求可以以一种保留的态度，用像本文这样比较狭小的题目来加以说明。我很乐意将拙文奉献给他。 nbsp;nbsp;nbsp; 论起关于消费与生活水准之事，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说来总是爱好节俭而不喜奢侈浮华。人类的欲望是公认无法充分得到满足的东西，因此加以控制或节制也就成了必要罪恶。鼓励储蓄是为了防备饥荒、疾病以及婚姻丧葬之类的额外花费，而鼓励俭朴则纯粹只是为了道德本身的缘故。生活水准的差异经常都被当作政治或社会地位差距所必需的标示来加以辩护，理论上德高望重与才高智深的人应该有更高的享受。可是，由于享受高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前述的特质，因此以命运(后来用“业报”)为基础的解释从古以来就为人采用。心理方面的例子也被用来贬斥奢侈与浮华。比如说，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很容易的，而降低则甚痛苦，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倒吃甘蔗是较为人偏爱的，尤其是人的一生如果就只能够吃这么一根甘蔗的话; 倒吃甘蔗的故事引自《世说新语》(《四部备要》本)卷2，“排调”篇，页11下及《晋书》卷93。页21上。这是一个与名画家顾恺之有关的故事。当顾恺之吃甘蔗的时候，通常由尾向中嚼起，对于他这么做的道理，人们总是大惑不解，而他却说：“渐入佳境”，见陈世骧英文译注《顾恺之传》(Biography of Ku Kái-Chih by Chén Shih-hsiang，1953，p．14．) 我希望异日能够谈谈人命天注定的概念，以及改变这种命运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可注意到有些相命书(如《演禽斗数三世相》，1933年，日本翻印宋刻本)详细地描写了十二种禄(字面的意思是“薪水”，不过也有“命运”的意思)，从满禄时“全然好运、幸运，九瓮酒，十二串钱，一石三斗米，十斤肉，一箱衣服，终身悠闲，地位崇高”到破禄时“酒难饮，一担米，四串零九个钱，三斤肉，满地生姜，三升大豆与两件衣服”。 ; 有关西方类似观点的一篇综合性的考察，参考Carle C．Zimmerman， Consumption and Standards of Living，1936，pp．479—536。关于“节俭的矛盾性”的精辟讨论，参考Paul A．Samuelson，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1948)，pp．269—272。 nbsp; 用经济的理由来为奢侈作辩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各种现象中，特别显示出高水准的经济活动和思想的百家争鸣。许多近代学者早已观察到汉代以来商人的低贱地位，在这个时代中并不那么明显; 冈崎文夫教授与胡遭博士的观点在拙文中曾经提过：“Notes on Dr．Swanns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HJAS 13(1950)，pp．525—527。并参考罗根泽在《管子探源》(1931年)中的好文章，附录二，“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及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抑商之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期(1944年)，页1—22。并比较Wang Yü-Chüan(王毓铨)Early Chinese Coinage，1951，pp．22—53，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一精辟扼要说明。 ;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62。 ; 郭沫若、闻一多及许维通合著《管子集校》，1955年，上册，页538—631。 nbsp; 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案，他虽然重商，但并不敢轻农。……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相矛盾。……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1]。 nbsp;nbsp;nbsp; 整个来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