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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 nbsp;nbsp;nbsp;nbsp;按照我们的祖训，为人应当以天下为公，而个人修炼之最高境界当为大公无私。作为一种思想范畴，公与私的辨证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本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大概是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原因，人们一想到大公无私这个多少带有口号味道的词，就不免有些尴尬，以致于我们几乎快要把它的中国思想背景遗忘殆尽。 nbsp; 　　1990年，在各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终于同意再版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nbsp; 　　der nbsp; 　　Oeffentlichkeit），悬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公和私的大讨论，在汉语世界也反响热烈。不过，这种舶来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们传统的思想范畴所能比拟和对付得了的，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思想史范围，而成为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仅仅从某个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们阐释清楚。 nbsp; 　　该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由学林出版社推出，我在这里不想鹦鹉学舌一般地简单复述其内容，也不想越厨代庖，强为读解文本，相信每个人读完会有自己的理解。故此，我只想就书里书外所引起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nbsp; 　　首先是该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范围，可以说，这也是该书的一个元问题。眼下，国内外有一股热潮，倾向于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或者单纯追溯其政治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腊），或者仅仅关注其当代政治效果（用以解释东欧的所谓纠补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变迁）。公共领域/公共性作为一个综合范畴，被单一化为政治范畴；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所开出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被还原成政治问题。这样做，恐怕不合哈贝马斯一贯的交往理性批判思路。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旨，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思想史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由此引发出来的不光有现代政治运动，更多的还是现代社会动员、现代社会变迁以及意识形态转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nbsp; 　　这一点，在该书的基本结构上反映得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明确了公共领域/公共性范畴的历史起源之后，分别沿着社会结构、政治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等路线对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现代转型线索逐一加以追问，问题之清楚，思路之明晰，结构之严谨，逻辑之森严，引证之广博，真是叹为观止；更何况，哈贝马斯当年才刚刚出道，初试身手，即大露锋芒，难怪日后十分了得。 nbsp; 　　在为新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哈贝马斯反复强调该书对于其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进路的基础意义和规范作用。我们都知道，在当代思想语境中，哈贝马斯的理论首先或主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是一种试图从社会和思想两个层面上澄清现代现象和现代本质的学说。如果说《交往行为理论》还其整个现代性理论的导论的话，那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则是其一份提纲。提要性而非体系性，是该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该书比较难懂的一个根本原因。 nbsp; 　　其次是思想背景问题。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极其复杂，加之他主张跨学科研究，给阅读、理解、翻译和解释他的著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哈贝马斯在写作该书时的身份还比较简单，说白了，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小学徒。虽然他当时已经发现批判理论从规范到方法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对批判理论的基本精神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坚决捍卫的。因此，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而言，哈贝马斯的思想背景远不及后来的《交往行为理论》那么复杂，也没有《后形而上学思想》（Nachmetphysisches nbsp; 　　Denken）那么凌乱，更没有《事实与价值》（Faktizitaet nbsp; 　　und nbsp; 　　Geltung）那么模糊，而是相当的单纯，基本上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经过其导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加工后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为主。他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分、对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明确以及对政党意识与民众意愿的分析，都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把这个时期哈贝马斯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淡化掉或抹杀掉，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nbsp; 　　如果说哈贝马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方法论上的规范化和抽象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突出之处表现为社会批判（外在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内在批判）的紧密结合。在该书中，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掌握得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一方面，他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当中抽取出一种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把这个理想范畴当作规范，对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判。他比较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