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docVIP

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 nbsp;nbsp;nbsp;nbsp;;nbsp;日常生活的角色是我们生来就自然地承担着的；公民的地位以及我们作为公民的相互关系乃通过社会的法律体系而确定。伦理的关系都是个别的、独特的；公民的关系则是一般的、无差别的。这两者的伦理因而在理性的话语里具有有意义的区别，而不是直接相互等同的。儒家伦理本于一种对日常生活伦理与公共生活伦理这两者间的直通（等同）性的理解。作为一种超越的伦理学，心性儒学展示给我们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关联性的全备的哲学观，是一种伟大深厚的精神资源。但由于以人性是简单而澄明的这样一个有问题的人性假定为前提并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它不适合直接引导公共生活的规则。制度儒学与日用儒学亦以家庭（家族）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同质这一有问题的假定为基础，认为后者可以如前者一样建立于成员的自然的不平等地位上。作为有效性要求，公民伦理只在我们面对同陌生人的关系，并且把他（们）当作与我们同等的公民而相互对待时才存在。公民伦理不是直接地由日常生活伦理引申的。它的健全发展取决于我们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恰当地相互区分，并且在公共生活事务方面形成好的道德习惯。nbsp; nbsp;nbsp;nbsp;nbsp;;公民伦理nbsp;nbsp;儒家伦理nbsp;nbsp;日常生活nbsp;nbsp;公共生活nbsp;nbsp;交往关系nbsp; 1nbsp; 公民伦理也许是公民道德概念的更适合的形式，因为我们用这个词指称的必定是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间的态度与行为习惯。何谓公民伦理？是否可以说，公民伦理就是我们在公共生活中可以相互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在公共生活中，做一 1个公民对每个人都意味着相同的内容；在私人生活中，“做人”对一个人的含义则可能与对另一个人的非常不同。所以，不言而喻，公共生活的准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日常生活中则没有适合所有关系的准则。 3nbsp; 这两种交往关系既然是既相联系又相互有性质的区别的，它们的伦理就在一种理性的话语里具有有意义的区别，而不是直接相互等同的、直通的。借牟宗三先生;是一个打通天（宇宙）、地（自然）、人（社会）的总体的道德的世界观：心性儒学是其义理，制度儒学是其原则，日用儒学是其日常观念（意见）。 在理论的意义上，儒家伦理不包含公民、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的概念因子，但是它隐含着某些关于公共生活关系的推论。儒家的心性学说含着一个根本的原理——“仁”。“仁”的原理是宇宙、自然的原理在人的世界中的继续：阴与阳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柔与刚是自然的根本原理，仁与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原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它是以道德为路径，透过有限的存在而达至澄明而豁然无垠的本体界，并从这高处贯通所有有限界的哲学，所以心性儒学是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在实践理性水平上，它是一种“成德之教”[16]，可以成为构建一个人的终极的精神世界、甚至终生实践的准则的资源。所以心性儒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许多杰出分子自我修持和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于贫弱危难的伟大而深厚的精神力量。无庸置疑，一个人如果真诚地实践着这种哲学，他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公共生活中对陌生的人们持着尊重甚至关切的态度，并基于这样的态度而行动，因此不会制假售假、贪污、受贿等等。问题是在于，这样一个人将发现他要求自己做的事无法要求别人都去做。所以结果必定是，他要么必须以即使别人都不如此做他也仍然坚持这样做这一点为满足，要么得出结论说这种伦理学不能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 由此看出，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有一些基本的缺陷。我欲在此举出几个主要之点。首先，它以一个有问题的关于人性的假定为前提，即假定人性是简单的，基于本性便可以澄明“仁”的义理的，或者说，“仁”与“义”等等成德的品质是内生于人的本性的。但是第一，人性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虽发生于自然，却形成于习惯，是习惯与风气使然。所以“仁”的道理与感情虽有其自然的根基，却不会自发地生成，而需要 通过人自身的努力并使之成为习惯才可以生成。而如果“仁”的观念是如此全备的哲学观的一个环节，那么它显然是难于获得的，至少对多数人是这样。第二，人性也是变化的。人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此时此事上为善而彼时彼事上为恶。即使单质的人性，也不能够基于本性而澄明“仁”或“成为人”的道理。“仁”（博爱）或“成为人”的道理不是“自”明的，而是由于人从实践中获得的德性才可以显明的。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的伦理学不能建立在关于简单的、单质的人性的假设上。 其次，基于这种简单人性的假设，心性儒学认为尽管人的感情是由近及远的，但每个人都能够将这感情“推”至原本没有感情的人身上，因而在同陌生人的关系中获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