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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困境：针对委托人的考察 摘nbsp;nbsp;要：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公有制经济改革日益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本文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看作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在假定两种治理结构都面临产权分离和代理成本问题的前提下，将重点锁定在不同治理结构中委托人行为的分析，希望从委托人角度对公有制经济的困境给出一个新的解释。 关键词：nbsp;nbsp;公有制经济nbsp;nbsp;nbsp;nbsp;nbsp;直接委托人nbsp;nbsp;nbsp;nbsp;间接委托人nbsp;nbsp;nbsp;nbsp;nbsp;行为nbsp;nbsp;nbsp;nbsp;nbsp;激励nbsp;nbsp;nbsp;nbsp;约束 1.引nbsp;nbsp;nbsp;nbsp;言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困扰公有制经济改革效果的产权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但以往基于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并没有为理清国企改革的思路提供有效的帮助，而且既有的研究明显存在以下缺陷性特征：基于产权理论的分析导致对私有化的过分依赖；而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则主要将公有制经济困境的原因归于对代理人缺乏激励和约束。笔者以为，公有制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并不能单纯的通过私有化这一革命性的产权变更和增加代理人激励得到解决。因为，大型的私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都不可避免的面临代理人的问题（斯蒂格利茨，1989），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只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信息不对称的治理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张维迎，1995）。由于两种治理结构都存在产权分离和代理成本的问题，本文假定在公有和非公有两种产权治理结构中，代理人行为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何种产权治理结构能更有效防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分析的重点将锁定在不同产权治理结构中委托人行为的差别及其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治理结构”（Governancenbsp;Structure）这一概念的。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性质在于它是一组契约的组合，个人之间以契约方式组成一个团队，合作生产，共担风险，以实现利益共赢（杨瑞龙，1999）。由此，广义的治理结构主要是指：旨在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顾自安，2003）。因此，广义治理结构必然包涵产权制度的安排。 2.公有经济中委托人的行为约束 公有经济的产权治理结构按照公有化程度可以分为两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产权结构安排的特征在于，在一定范围内（前者为一国公民，后者为特定组织）的成员平等的享有财产权利，平等的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和收益者，共同而非独自的实施对公有财产的处置权。由于公有财产本身所有权结构的特殊性，财产所有人无法直接对财产实施其权利，一般通过国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来实施所有人职责。这种特殊性导致公有经济中委托人的二元特征：即以个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直接委托人和以政府作为财产所有者的间接委托人。以往的理论分析，多数将国家直接理解为第一层代理合约，将地方政府理解为第二层代理合约，但本文认为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国家和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存在是依靠政治市场的委托代理形式实现的；其次，国家和政府并不符合法人和自然人的特征要求；其三，从委托人和代理人以自然人身份为载体的特征来看，国家和政府是无法成为代理人的。由此，本文将国家和政府视为公有经济中的间接委托人。即直接委托人授权国家政府管理资产，因此公民共同拥有的财产取得了“国家所有”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本质上具有暴力潜能的特征，其间接委托资格的获取由于政权的合法性被认为是一种“一致同意”的结果，但直接委托人并不具有退出自由。这导致直接委托人行为受到以下两种约束： 2.1信息成本和政治程序 现代政治理论和经济学常常采用人人平等的契约关系来阐述民主决策问题。社会契约被设计为用来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保证充足的（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用品。nbsp;一人一票的政治原则被认为是最优的政治程序，但这一程序被认为是建立在免费信息的基础上的。近年来，关于信息有成本的观点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领域内被广泛认同，学者们开始用信息成本的理论反思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交易问题。他们认为：产权结构的不同安排会导致人们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则是由于信息在收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不对称分布。nbsp; 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学派的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证明了一致同意的直接民主政治程序由于高昂的成本而无法真正实施，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nbsp; 出于信息成本和政治程序的约束，直接委托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