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历史条件的三个方面（三）.docVIP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历史条件的三个方面（三） nbsp;nbsp;nbsp;nbsp;投资的财富，但是财富的拥有并不等于投资的实现。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其他的条件。而在这一方面，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显然占有其他财富拥有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让我们先从一个突出地引人注目的现象谈起，这就是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 在整个19世纪下半期的外国侵华的各项企业中，从新式工业到铁路、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以至房地产，几乎没有一项没有华商的附股活动。中国土地上第一条外国经营的铁路——吴淞铁路，长江航线上的第一艘外国商轮——琼记洋行的火箭号（Fire Dart），通商口岸的第一家外国保险公司——宝顺洋行的於仁洋面保安行和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汇丰银行中，都有中国人的附股活动。一些主要的外国侵华企业，如航运中的旗昌、太古和怡和，银行中的汇丰、大东惠通和中华汇理，地产中的业广、码头堆栈中的公和祥以及所有的保险公司，全部纱厂和其他重要工厂，都有中国人的附股和投资。[72] 这些依附外国企业的华股，有的在企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最先侵入中国的航运业为例，在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中，第一批的1650股，华商竟占了935股。[73] 同样，在北清轮船公司中，也有三分之一的股份由“和北方贸易发生联系的中国人认购。”[74] 在资格更老的旗昌轮船公司中，“中国人是最大的股东。”单是在公司100万两开办资本中，中国人的股份，差不多占去60～70万两。[75] 出现在航运业中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于其他行业之中。例如，在银行业中，大东惠通银行的资本，中国人占去了十分之八，“洋量只握有少数几张股票。”[76] 在现代工业中，中国玻璃公司的华商股份，占公司资本总数的78％以上。[77] 宝兴洋行的烟台纩丝局，在改为股份公司以后，“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出资”。[78] 怡和洋行的怡和丝厂，在创办章程中，就规定中国人的股份，占60股中的29股，[79] 即将近总数的一半。实际上由中国人购买的， 据说占60％。[80] 而1877年一个英国人计划在上海设立一个棉纺织厂，计划刚一提出，就有中国人要求单独“包认公司股份的四分之一。”[81] 总之，洋行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在整个19世纪，是一个大量的现象。根据远不完备的初步统计，整个19世纪，在中国通商口岸中，所有华商附股的外商企业，共有六十二家，实收资本在四千万两以上。[82] 如果华商附股平均能占有四分之一，那么这些外商企业中的华商股份，也将达到一千万两。这在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数字。 这些狂热的附股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不妨逐一加以检索： 在航运业中，首先是“华股居其大半”的旗昌轮船公司。这里的华商, 都是一些什么人，人们从出席公司历届股东代表大会的名单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以第一届大会而言，在九名出席大会的中国股东中，有三人是旗昌洋行由广东带来的买办。[83] 其余六人，有的和洋行关系密切，后来也钻进了买办的圈子。如大股东陈怡春（竹坪）后来就担任旗昌轮船公司的总买办，并且和怡和洋行有密切的交往。[84] 进入70年代以后，除由广东带来的“老朋友”之外，又增加了一批“新交”，他们主要是上海的买办。如上海宝顺洋行的前买办，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旗昌轮船公司股东的行列。[85] 在旗昌以外的外国轮船公司中，情形也完全一样。怡和洋行的买办何东，是怡和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之一。[86] 以大英轮船公司买办郭甘章为首的中国股东，在整个19世纪，一直是省港澳轮船公司的一支稳固的支持力量。[87] 在上海最早的一个外国驳船公司——荣泰驳船行中， 中国的重要股东就有怡和的买办唐茂枝和宝顺的买办郑观应， 唐茂枝还兼任这家公司的董事。[88] 而公正、 北清和华海三家轮船公司，则是另一怡和买办唐廷枢的资本活动的主要场所，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在这里活跃一时的并不限于唐廷枢。例如在华海，怡和的另一买办阿魏（译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不但极力促成公司的成立，而且还包揽了公司的大宗股票。[89] 在公正轮船公司中，上述大英轮船公司买办郭甘章和公正自己的买办李松云，同为公司的股东代表。[90] 而宝顺的买办郑观应，则自称为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担任了公司的董事。[91] 唯一找不到买办活动的确凿证据的，是太古轮船公司。然而，太古的老板冷士 （J.S.Swire）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没有放弃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认股者的期待。而在公司成立以后，又通过太古的坐舱，对华商货运极尽兜揽招徕之能事 。以至这些坐舱“均归货多之揽载行所荐”。[92] 所谓坐舱，实际就是买办。既然买办都可以引荐，那么跟着买办再引荐一些资本进来，当然更符合老板的期待而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