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思想- .doc

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思想 费孝通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着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又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思想家。他一生阅历丰富,思想敏锐、深邃,对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倾尽心力,贡献卓着。费老的生活实践,以及反映他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论着,很值得我们下大力认真地学习。浸透了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个重要思想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1],即为其中之一。以下,简单谈谈我学习该文后的一些体会。 一、费老为什么想到和大力呼吁”补课” 费老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却充满了荆棘和艰难曲折。 20世纪之前,中国没有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从西方传到了中国。开始时,只是将西方社会学书籍译介出版,继之在大学设系开课。至1930年,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高等院校设立了社会学系。不过,这些学校的社会学系开始时差不多都西化了:教师是外国人,理论抄自西方,教材是外国的,连课堂授课也是外语,后来虽有中国教师授课,但所用教材、引证资料均脱离不掉“舶来物”。自费老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系学习时,着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在课堂里开始用中文讲授社会学,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开始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进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同时又运用流行于英美的“社会调查”和“田野调查”方法,编撰中国社会学的论着和谋求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这期间,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均作出了重大的令人瞩目的贡献。 从抗战胜利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期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国民党黑色恐怖弥漫的气氛中受到了很大制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进入了历史新纪元。按理说,中国的社会学也应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就在费老提出愿以自已的学术工作为中国“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作出贡献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变迁,变迁的一大主题是“思想改造”,改造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建国伊始,教育部发布的改革高等学校课程的方案,露出了莫名其妙地取消社会学的征象。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结果全国原有的20多个高校社会学系只剩下了两个,次年这仅有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这就使历经艰难曲折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于1953年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此后,费老曾在一次中南海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苦谏,遭到严厉而坚定的拒绝。中国社会学遭到了灭顶之灾,费老本人也数次“落入陷阱”,饱受了人间的灾难。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纂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整个科学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针对大学里社会学等学科停止了20多年的状况,提出了“需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不过,他所说的“补课”实际上是“恢复”之意。费老据此提出,对社会学与其说恢复,不如说“重建”更为妥当。从此,费老把全部身心都用在了重建中国社会学上,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1980年起,每年开办社会学讲习班,培训人才;组织编写基础教材《社会论概论》;在上海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系,在山东大学等校设立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学课程;鼓励各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学教科书;创办多种社会学刊物,等等。在费老的领导和指引下,经过社会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到1985年,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已初步完成了草创阶段的任务。此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其学科地位和学科功能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1995年以前,费老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老人(1995年费老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还“不知老之将至”。1995年以后,费老已能感觉到有个“老”字找上门了。但一贯以为国为民为治学目的的费老,希望“老而未死这段时间里,还应该做点事情”,“留点影响给今后的世界”。于是,他认真思考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 费老敏锐地觉察到,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必须看清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里”。他说:“我曾为20世纪作了一个比喻,说它是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由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中国文化是世界上许多个不同的文化集团中的一个,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个文化集团中到现在没有中断、还在发展的一个。”“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成而未成的这一个时期,就是战国的特点。” 1998年,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百年,费老主持开办了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目的是“想趁热打铁”,让社会学“这学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