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民间舞蹈教学新局面.docVIP

再创民间舞蹈教学新局面 从原生态民间舞到民间舞职业化 　　早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戴爱莲、彭松等在有意地从民族舞蹈中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开始整理民间舞蹈文化，１９４６年在重庆举办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就是其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其中《瑶人之鼓》、《哑子背疯》、《巴安弦子》等的表演为民间舞蹈的剧场化预示了先机。１９５４年北京舞蹈学校的建立，以及１９８７年中国民间舞在北京舞蹈学院独立建系等等，为中国民间舞蹈走向专业化开辟了的道路。一大批民间舞教育家以北京舞蹈学校为纳精吐气的炉鼎，孜孜不倦探索着民间舞专业化的走向，从原型到素材、从风格到组合、从势态到元素，兢兢业业地规范着民间舞的内涵与形态，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培养出大量中国民间舞表演、教育、编创的专门人才。 　　当我国的舞蹈教育在形成民间舞专业的时候，正值苏联芭蕾舞的一整套体系在中国扎根，民间舞借鉴这套体系迅速地形成起自己的规范和专业性。此后芭蕾舞本身的程式化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在成就了民间舞专业化的同时也约束了其发展：在民间舞专业化的４０多年里，北京舞蹈学院所采用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教材以汉、藏、蒙、维、朝为主，课堂训练是以正规性、程式化较强的组合为主，教学方法一直是“口传身教”，“口传”包括舞蹈教师在授课时讲解动作的要求、举例启发和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身教”指教师做出示范，学生进行模仿。不过在实践着民间舞教材教学的三条原则——代表性、系统性、训练性的时候却忽略了创造性这更高一级的专业化，迟迟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基训方法。 职业化民间舞呼唤“开放性” 　　从横向上来讲，中国民间舞是一个集数万子系统为一体的庞杂的文化艺术范畴，从民间舞的基本特质出发，其子系统之间处于相辅相成、相灭相生的开放性的大结构之中，但是有几种因素妨害了这种开放性的拓展：一是原有的地域性，所谓入乡随俗；二是固执的传承性，跟谁学自然就像谁；三是风格的专有性，在哪个文化圈就是哪种“法儿”；四是专业教育的规范性，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由于这些原因，本属于开放性的民间舞蹈艺术反而越走越窄，渐渐封闭进入瓶颈时期。 　　学院派民间舞守着其程式化的风格、组合，如同固定成一个镜子的框架，搬到山前是山景，搬到水前是水景，镜框成圆则景为圆，镜框为方则景为方，机械性的动作组合变为程式而不是发展变化的手段。只有让这个框架破成流水，流一寸成一景，寸山寸水都自有变化，“流水青山依旧在，只是几度夕阳红”——尽其自然发展，开发其最无限的可能性，空间、时间、力度都呈现立体式的、历时性的、随机的变化，这种自流性正是培养一个职业民间舞者的创造性的宗旨所在。而在目前四年大学设定的教材中，教师编排形式感占用了学生接受身体肌能的训练与再创造的时间，更谈不上动作自流性的培养，所以学院派民间舞的肢体训练始终没有达到顶峰。职业舞者的躯体通过传统训练已不可解决其发展，因而民间舞的教育亟需变革。 　　原生态民俗舞蹈是学院派民间舞的根，从这个根上发展起来的学院派民间舞到如今算是枝繁叶茂，已经由一棵种子生长成一棵大树。不过成长了几十年的学院派民间舞，从其成长的年龄和经验来讲该到其进一步升华的时候了——去获得其开花结果的再一次蜕变。只有这样的突破，才能获得绿树成林的发展的多面性。 　　学院派民间舞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太注重专业化而使得其舞蹈的技术和意识都远离了原初的状态，从民俗舞上已找不出它根的痕迹。所以，加强其根系从民俗舞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归，成了学院派民间舞发展成真正职业的精品民间舞的一个重要举措。而这种回归是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回到舞蹈本身的原始技术，是从文化上认知民间舞的精神特质。当学生从根性上看到这种原生的舞蹈文化状态后，民间舞便具有多种可能性发展的机遇。 　　而在实践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批师资带一批学生，主要投入继承一面，以“保护主义”的态度对原生民间舞进行“复制”，进行原汁原味的传承；另一批师资带另一批学生，主要投入创新一面，以“现代主义”的态度旗帜鲜明地脱开“母体”，力创当代新民间舞，而两支人马在坚守各自立场前提下可以互相贯通，融汇对方的精华引来发展自己的新机遇。 加强民俗舞的回归 　　民俗舞应该成为构成职业民间舞的手段之一，民间舞的职业化将以此为依托而重新获得更为精深的突破。因而民俗舞和学院派民间舞只能在“分进合击”的思路下，才能培养出真正职业的民间舞者。 　　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对其民族文化精神的教育与传播便是首先的保障。而这种措施对于学校来讲首先是课程上的设置，将这种文化的传扬提到课程表上才是具体而有效的步骤，因为这样适宜于舞蹈的民间文化教材才能获得机会去构建与完善。不过这种构建的方法不是泛文化，因为在四年的时间里只能提供一种探索根源的方法，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