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与再婚家庭研究..docVIP

再婚与再婚家庭研究. nbsp;nbsp;nbsp;nbsp;婚姻重组在当代：量与质的变化 　　进入近现代社会，由于离婚人口的增多以及人的平均寿命的延长，人的一生中重组婚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再婚人口有了持续增加的趋势。 　　1.再婚，从另类到众多 　　再婚者和再婚家庭的增多，也可视为现代化的伴生现象。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在一贯褒扬婚姻的恒定久远、提倡女子从一而终、夫妇白头偕老的中国，尽管始终存在再婚和再婚家庭，但再婚仍被视做一种非正常的婚姻形态；再婚者特别是女性，也被视为另类人物。然而当今社会的一个客观现实，就是再婚人口的队伍在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年进入再婚者队伍的，在50万至60万人之间，20世纪90年代就跃升到70万以上。其间除个别年份，基本呈一路上场之势。 　　我们换一个描述的方法，即看登记结婚者中属再婚的所占比重，亦是不断攀升，从1985年当年登记结婚人口中，再婚者所占比例的3.05%，上升到1998年的5.48%.目前，每年再婚人口已占到当年登记结婚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综上所述，今天在中国的再婚者已是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的群体，而且这一群体还在呈继续扩大之势。 　　2.供给日益丰富 　　再婚者队伍之所以不断扩大，首先应归因于可能进入再婚者行列的供给源越来越多。 　　以往，再婚者的最重要来源是丧偶者。今天，丧偶者依然是再婚的重要来源，但与传统社会再婚现象不同的是，现代社会构成再婚的第一来源已由源源不断的离婚者所代替。众所周知，社会变迁对当今婚姻关系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婚姻稳定性的下降。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Wnbsp;·古德在他那本经典之作《家庭》中所说：所有现代化的力量都会促使婚姻关系紧张，而通过离婚可以减少这种紧张关系，因此离婚率的上升或趋向中值，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趋向。从绝对值看，我国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离婚对数比之上年都有一个明显的上扬趋势——1979年全国有19.3万对夫妇离婚，到1980年就增加到27.48万对，以后逐年增长，及至1995年突破了100万对达到105.5万对，以后每年都保持在百万对以上，总的增长趋势是无庸置疑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都是造成这种稳定性变化的原因。 　　面对离婚率的节节攀升，曾有人非常忧虑：长此以往，人类的家庭岂不都要解体了么？但是跨文化研究告诉我们，第一，从世界各国普遍情况看，离婚率的上升不是没底的，往往升到一定程度就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 　　从中国情况看也是如此，相对80年代离婚者从开始的一年20几万对飙升到每年70几万对，90年代应说是趋于稳定的阶段，离婚对数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高原地带。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离婚者并非一次走出婚姻就此永远拒绝了婚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会通过再婚再次走入婚姻。离婚者的再婚率普遍很高，比如美国的离婚者中，大约3/4的人最终是要再婚的，另一个研究则称，中国的女性离婚者中，也有大约83%的人最终将再婚。可以说，不管离婚率怎样攀升，婚姻制度依然稳定如常，变化不稳的仅仅是个体的家庭。如果说80年代前后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人们对待婚姻冲突的态度。借用一个把婚姻比做一座城堡的比喻，如果结婚是进城，离婚是出城的话，过去的情况是人们一进城就不再轻易出来，哪怕打架，也只是在里面打。而现在则一觉得呆着不合适就要弃城出逃，但逃出来了不是再也不进城了，他们还会再度进去，现代人多的是进进出出的婚姻流动人口.已离婚者，是再婚的后备役，离婚人口的增加为再婚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来源。 　　离婚人口增加和再婚人口增加之间存在一个较稳定的对应关系。我国1990年至1998年间的离婚对数（万对），和同年再婚者（万人）基本是同步上扬的。 　　离婚率的上升拉动再婚率平稳上升，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的潮流。在19世纪的美国，9/10的婚姻是初婚，其余1/10的再婚者主要也是由鳏寡所致。转折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此后当代再婚模式中，绝大多数是由配偶一方或双方离婚所致。离婚人口代替丧偶人口，成为再婚者的主要构成是婚姻重组的一个质的变化。它使一个人一生重组婚姻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也使人面对的家庭关系更为复杂多样。 　　3.制度变迁：提供多次选择的新机制 　　现代家庭制度变迁和观念的变化，亦成为再婚可能性增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首先，现代婚姻制度的开放性大大降低了离婚的成本，因为它引进了可纠错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婚姻不成功的人，可以通过离婚/再婚而改错.这种可纠错机制是建立在这样的现代理念之上的——不仅仅承认在缔结婚姻上人人有选择的自由，而且承认每个人在选择时都有错选的可能。既然我们不能否定选择错误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