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不合作 投稿：孙嵧嵨.doc

合作与不合作 投稿：孙嵧嵨 　　中图分类号：F306.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促进了工业化的快速深入进行。但近年来，由于农业社区 公共品（为了理解与叙述的方便，本文很多地方论述是以灌溉系统为例）供给不足导致农业抵御自然风险能力下降，引致农业产出在一些重要的产粮区域的下降（王首燕，2006；谭同学，2006）。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导致了农民面临极大的市场风险。例如，我们考察了1988～2002年，中国农业的抗旱灾能力在控制了受灾面积、政府财政支农投入以后，（随时间变化）有了明显的下降。以灌溉系统为例，资料显示，我国北方大多数地区在农作物生长期间的降水量平均只有需水量的30％左右，所以灌溉系统这一社区公共品的良好运行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是重要的，因为灌溉的作物比不灌溉的作物增产平均超过70％（侯建新，2002）。 　　农村社区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属于农村社会的治理问题，由于中国广大农村的普遍性与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财政能力的拮据，农村社区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大多需要依靠农业社区自身的合作。但是很不幸的是，在笔者所检索的很多社会调查以及我们的调研经验中，合作问题似乎变得异常艰难。安徽（长丰县）的资料显示，由于维修不力，水在渠道中的损失率大多在20％左右；而收取费用更是一个难题（Easter,2001）。在税费改革时，提出了一种社区公共品的筹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一事一议”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在很多地区形成了“一事多议”、“一事久议”、“议而不决”的现象（罗兴佐、贺雪峰，2003），这种在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断下降背景下的不合作问题显得更为迫在眉睫。许多学者对这种比自然灾害更为危险的不合作问题忧心忡忡，但是在现有状况下并没有提出有价值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所以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农村社会如何才能够在社区公共品问题上合作？特别是在一个转型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退出直接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干预，同时政府面临着财政能力的约束的情况下，政府能否有所作为，应该如何作为？ 　　国内现有的对社区公共品问题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社会调查，如何用经济理论进行分析仍是一个没有开始的工作。国外对于亚洲农地细碎化背景下高交易成本导致的公共品的合作问题也很少关注，伊斯特（Easter,2001）倒是个例外。在他的文章中，他认为亚洲的灌溉系统可以归结为一个缺乏维护、恶劣的灌溉服务、低的水费收取率、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和缺乏使用者参与的恶性循环。他认为，是高昂的交易成本导致了这种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一切改革的方向应当是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他认为没有完美的解决策略，较好的策略是可以改进灌溉设施的规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灌溉设施的区域化、小型化、分散化。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它必须建立在社区之间协调的供给能力的基础上，因为小型化、分散化到家庭层面上就会导致显著的无效率（因为规模不经济与协调成本高昂），而且小型化与分散化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增加。因为分散化与小型化需要更好地在上下游、不同区域之间进行协调，如果这些协调进行不好，那么灌溉设施投入可能变得毫无价值。制度装置的供给必须与灌溉设施的供给结合起来，这才是解决不合作问题的关键所在。姑且不考虑这个问题，眼下的问题是，在社区层面上，灌溉设施的供给能否提供出来？伊斯特（Easter,2001）对此没有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由于公共品从技术上很难排他，个体参与人的收益和成本与社会的收益和成本不一致，所以就存在着搭便车的可能。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产品的供给是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必须依靠政府来供给。但是，由政府供给社区公共产品首先需要政府有极大的转移支付能力，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极其普遍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由政府收取费用来供给，可能导致搭车收费以及政府本身的无效率带来的资金浪费， 损害农民的福利，从而引致普遍的农村危机，这已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实践所证实。科斯（Coase,1960）认为，如果能够以较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界定产权，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当然包括提供公共产品）总是有效率的。但不幸的是，产权的界定在很多时候成本极其昂贵，或者说排他装置在现有技术下成本过高（Barzel,1997）；特别是在农地细碎化的中国农村，对社区公共品进行产权上的界定是成本极其高昂的。高交易成本、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以及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的社区公共品问题的背景，本文试图在这些背景下来探讨这一问题。 　　青木昌彦（2001）运用关联博弈以及声誉机制的思想揭示了为什么在农地细碎化的传统社会，农业社区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