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文化三说..docVIP

冯友兰的文化三说.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各有所侧重，又相互配合。如果说《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四书算作新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篇的话，那么，《新事论》《新原道》可以算作其思想体系的应用篇。《新事论》运用新理学的理论观察中西文化差异，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新原道》运用新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概括“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通过这两本书，冯友兰提出见解独到的“文化类型”说、“继往开来”说和“道统新续”说。 nbsp; 一、“文化类型”说 nbsp; nbsp;nbsp;nbsp; 文化问题是五四以来思想学术界讨论得最热烈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冯友兰在青年时代就十分关心的问题。他在写出《新理学》一书之后，马上着手运用新理学理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探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他关于文化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撞开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学者们提出各种理论和主张，用以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寻找化解中西文化冲突的方案。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通西学的严复表示反对，认为此说有“牛体马用”之嫌，解决不了问题。他对中西之学的差异作了这样的描述：“尝谓中西之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严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1]。陈独秀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2]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意欲调和持中”。胡适认为中国是“人力车的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的文明”。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主张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陈序经等人则力主“全盘西化”与之相回应。冯友兰认为，这些看法虽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即仅从“殊相”的视角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别看成两个个体，并且比较两个个体的优劣长短。“全盘西化派”肯定西方文化而否定中国固有文化，“本位文化派”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却不能正视自身的落后与西方文化的优势。这种在“殊相”层面的比较，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层面，尽管讨论得十分热烈，但仍不得要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必须转变比较中西文化的视角。 冯友兰从共相在逻辑上先于殊相、理在逻辑上先于事的新理学原理出发，主张从“类”即共相的视角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说；“我们可以从特殊的观点，以说文化，亦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如我们说，西洋文化，中国文化等，此是从个体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特殊底文化。我们说资本主义底文化，社会主义底文化等，此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文化之类。讲个体底文化是历史，讲文化之类是科学。”[3]从殊相的观点看待文化，可以说是就事论事，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个体差异；而个体差异是不可学的。从这种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流于肤浅、偏激之见，或者导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如“本位文化论”，或者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如“全盘西化论”。对于这两种看法，冯友兰都表示不能同意。从共相的观点看待文化，才可以是以理论事，才能透过表面的个体差异，发现文化类型之间的本质区别，才能解决中西文化会通的问题。 冯友兰从共相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别，得出这样的结论： 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的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它是某种文化底。与此我们所要注意者，并不是一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种文化类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在其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此娄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不必取者。若从类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则我们亦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于此我们所注意者，亦并不是一特殊底中国文化，而是某一种文化之类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我们亦可以说，可以指出，于此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4] 如果说从殊相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得到的是一种笼统的看法，那么，从共相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得到的是一种分析的看法。这种分析的看法，揭示某个具体的文化形态何者当存、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