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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的效果 　　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已经被党和国家提上重要的议程，成为中国实现和谐发展战略的关键。新一届中央政府自2003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调整，这轮农民工政策调整包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就业、卫生服务、户籍、住房、教育、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等(Yitzhak Berman＆David Phillips，2000)。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快促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国务院总理******也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而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关涉着社会结构的合理与否和社会生态的平衡程度。“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对农民工的研究从横向切面开始向纵向深度扩张，涉及到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流动、保障、户籍、住房、教育、社会权利，甚至于农民工的性权利等方面。这些研究显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几乎在所有这些方面中都受到了社会排斥。但纵观以前的研究，他们无意中又造成了一个共同的不足：忽视了农民工的社会主体性的一面，而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多元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发展，民众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决策参与程度也空前高涨，人们对自己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力更加重视，政府应在公共决策的制定方面要更多地考虑民众的利益、愿望甚至感受与评价。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黑堡宣言》为标志兴起的“重建公共行政”运动，要求政府对公共行政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重新定位，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考虑公共政策的相关者，尤其是政策对象主体的认同与反应。因此本研究从社会排斥和社会认同的角度，从农民工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调整效果，在研究中着重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新时期社会政策的调整，对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排斥消除状况。二是作为因果关系，随着社会排斥的驱除，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概况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针对性，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定量研究适于把握农民工问题的总体状况和客观数据；而定性研究则适于认识农民工问题的深层原因及主观感受。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了解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调整的现状、效果及其由此产生的农民工的态度与行为，因此我们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选择广州、上海、北京、长沙、成都五个城市的异地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城市地异的农民工，因为一方面这五个城市的农民工无论是在规模、职业，还是地域上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由于研究的特殊需要，我们在调查中选定的对象都要求在2003年前后均在外打工六个月以上，且不在同一城区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五个选定的城市里我们再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来确定调查样本，在每个城市调查100人。各城市按照本市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情况将100个农民工等比例分配到各行业(按门类划分)。在行业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企业，从每个企业随机抽取一定数量(不超过十人)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625份，收回450份，有效率为72％。调查的性别结构是农民工以青年男性为主，男女性别比约2：1，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3％，女性占33.7％。从年龄来看外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30.6岁。从文化程度来说，多数人具备初中文化水平，占69.5％，其中文盲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1.4％，高中文化程度占12.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6％。 　　同时为了深入了解农民工受排斥的自我感受和因此确立的社会认同观念和行为的态度，我们选择了焦点小组的方法来收集资料，作为对问卷调查的补充。焦点小组是社会调查中资料收集的方法之一。调查人员为实施调查方案直接找调查对象进行口头交谈，以了解情况，获取资料。与问卷调查相比，访谈获得的资料较为主动、具体、详实，特别适用于对较为复杂的问题的研究，可以很快了解不同的人的活动、意见和态度。本研究在广州、上海、北京、长沙、成都等每一个城市组织2－3个焦点小组，进行集中访谈。当然为了使得研究更加深入具体，本研究也结合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开展研究。 　　 　　三、资料与分析 　　 　　(1)随着社会政策的调整，社会排斥正在逐渐消除，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政策效果，并得到了农民工群体的认可，但是这种社会排斥的消除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社会政策从总的上来说不仅仅是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的保障，而且也是包括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不仅仅是关注对社会成员的收入维持、经济保障，而且更加关注在避免社会排斥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公平、社会整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