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星村：走出500多个千万富翁的中国富豪第一村.docVIP

九星村：走出500多个千万富翁的中国富豪第一村 　　中国富豪第―村 　　从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民到齐名华西村吴仁宝的“中国功勋村官”，吴恩福见证了七宝镇九星村迈向“中国市场第一村”的每一步。在这块面积仅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出了500多个千万富翁。 　　“做勿煞”，但还是很穷 　　1966年，吴恩福考入七宝中学。当时恰逢“文革”，加之家里贫穷，交不起学费，他只能回家务农。1974年起，二十岁出头的吴恩福先后担任九星大队民兵副连长、七一公社团委委员、九星八队生产队长。从此，吴恩福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年轻那会儿，吴恩福有一个外号――“做勿煞”。在上海话里，这是“干活干得再累再苦，也不在乎”的意思。大队里搞粮棉高产试验，吴恩福自告奋勇组建青年试验田组，种植了11亩棉花，亩产皮棉达213斤，当时平均亩产很难超100斤。此后，他又带队开挖横新港河道，不仅提前完成本大队任务，还为兄弟大队义务开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盛行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吴恩福想，在农村，一年干到头，种地只能“填饱肚皮”。全家四五个劳动力扑在田地上，即使把田“绣出花”来，也还是很穷。后来，他想为什么不能搞“副业”？于是，他鼓励乡亲在种地之余干点儿其他活，如办工厂、拿项目，“当时只能做不能说。”吴恩福说，这使他管理的117户家庭、400多人口和384亩田地，年终分配水平居全大队首位。 　　跑业务，三毛学生意 　　1985年，农民吴恩福成了工业大队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子过河。九星村引进国营企业联营厂发展郊区经济，是个强力风向标。但这对一直种田的吴恩福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挑战。为了对得起父老乡亲，吴恩福开始三毛学生意，出去跑业务。 　　有一次，一个客户拿了10万元支票到村里买走一批电线电缆。吴恩福发现支票有问题，就叫财务到对方在浦东的开户银行去查账，结果吓了一跳：对方账面上只有1000元钱。吴恩福打听到骗子准备乘火车离开，就提前赶到截住了他。骗子撂下这么句话：这个农民真精。 　　在那个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年代，吴恩福争取到了许多人拿不下来的项目和资金。但和当时上海其他地区的开放、发展速度比，吴恩福和他的九星村乡亲们，还是穷。村里的经济实力位居七宝镇倒数第2名，老年村民曾23个月拿不到退休金，部分村民两年半报销不了该报的医疗费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九星村被征收征用3100亩地，尚剩非农用地（包括村庄、河道在内的区域面积）1600亩。平均每个村民不足3分地。 　　面对这种情形，吴恩福想：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种砖头”，首赚1500万 　　1994年，是吴恩福和九星村的拐点。干过十年生产队长、十年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再次临危受命，“掌舵”九星村。这一年，村欠债1780万，村里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负债率高达84.8%。投资620万元建造的电线电缆厂，年终账面利润只有2万元，仓库里成品堆积如山，呆滞资金500多万，均为应收销货款以及库存产品，无利润可言。 　　吴恩福决定破釜沉舟。目标是：外三产、内工业。1995年，在外围借助城郊接合部的交通优势，兴办第三产业；在村内，搞一些小工业。一时间，九星村有了“三场一路”：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虹莘路商业一条街。一年半时间，村里赚了1500万，这让九星村完成了原始积累。 　　这时，从村民变为村官的吴恩福摸到一点“门道”――通过创造市场氛围，用较少的自有资金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吴恩福把这个叫做“种砖头”。而在过去20多年里，他和他的乡亲们只会种粮食。 　　这时，他手里还有非农建设用地1307亩。如何“种砖头”，又成了他在思考的问题。 　　办市场，村民成富翁 　　当时，九星村面前的“大路”有这样几条：第一，继续务农，但乡亲们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其次，搞房产，但这是一锤子买卖，土地卖完了怎么办？再者，办乡镇企业，过去十多年的经验告诉吴恩福，农村开工厂，没钱，没人，也就没利润。还有一条，就是依靠九星村所在的“风水宝地”――上海。 　　吴恩福想到利用土地办市场，现有的面积种地太小，办各种批发综合市场绰绰有余，相比之下还有薄利多销的成本优势。 　　于是，“九星商行”诞生了。它是九星村推出的首个村属商业市场。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村一级办市场，规定市场只能由工商部门来办。虽然取名为商行，但其提供场地、对外出租的性质，却是市场的范畴。1998年，政策得以松动――九星综合市场正式成立。此后，吴恩福改造和兴建了占地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的营业用房1万多问，进驻商家6890户，形成五金、灯饰、陶瓷、胶合板、家具等23个商品区域的市场村。这个综合市场村，年均批量销售额超过150亿元，是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综合市场。 　　现在想起来，那时有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