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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礼仪 礼仪之争与清代禁教 礼仪之争是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之间以及罗玛教廷与清政府之间围绕中国传统礼仪展开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直接导致了清代数帝的严行禁教，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大大阻碍了当时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研究这段历史有其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在开放的中国正日益与世界走向一体化，东方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接触面日益扩大的现在乃至将来，回顾历史上的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礼仪之争，会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礼仪之争的导因——利玛窦的合儒策略 明朝末年，最早踏上中土传教的是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在这些传教士中，堪称奠基者和典型的乃是一位意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初入中国，利玛窦及其前驱罗明坚面对的是一个文化高度发展、封建政治体制完善的文明古国，在这样的国度，他们意识到不可能采取某些修会会士在拉美和菲律宾尚未开化地采取的有些专横之嫌的传教方式，而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传教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利玛窦传教术。其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是交往中的自然感化，即“以身作则”，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第二、是以“学”行”教”，既以学术科技为传教的重要媒介。从而得到朝廷士大夫的宠遇。第三、是合儒，即使天主教儒学化，从而迎合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而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这最后一点是整个传教策略的重心所在，也是导致后来礼仪之争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儒治国的社会，祭天、祭孔、拜祖是社会最重要的礼仪，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国家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谁不进行这类活动，便被视为离经叛道，定遭世人唾弃，然而在传教士们眼中，这祭祀敬拜活动都属迷信崇拜偶像之列，是天主教教义所绝对禁止的。面对这种两难处境，利玛窦谨慎行事。他努力研究中国文化 深钻中国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与中国文人学士探讨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真义。利玛窦认为中国古籍中的“天”“上帝”与他一直使用的“天主”一词意义相同，中国古人是被“自然理智之光”所照耀而尊敬朝拜那位宇宙的主宰，因为在中国经典中发现了“上帝”一名，祈天与事天、敬天、畏天等术语。由此他认为祭天并非祭苍苍有形之天，而是敬天地万物之原，故对祭天活动极主容纳，并认为为指造物主和全能的神明，“天主”“天”“上帝”三种称谓都可采用。在敬拜祖先问题上，他认为拜祖本出于亲爱之意、孝敬之思，即所谓报本返始、慎终追远之意，而并非借以求福保佑；设立祖先牌位，也并非祖先灵魂在于其上，只不过是子孙借以追远，以抒如在之怀罢了。拜孔也只是景仰孔子人格、思想之伟大，而并非崇拜幽灵。如此解释，祭天、祭祖、拜孔便全无迷信崇拜偶像之嫌疑，只是民间的习俗而已。况且依中国法律，这些礼仪也是必当奉行无违的。出于以上考虑，利玛窦对于祭天祭祖拜孔采取宽容的态度，因此赢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和朝廷的宠遇。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会士大多拥护利玛窦的主张，故在传教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出现朝廷重臣、鸿儒硕学受洗入教的情况，这些人中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最为著名，堪称中国开教“三大柱石”。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礼仪的解释及其实行实在是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以减少开教的困难，然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有其不可更改之信条，而天主教在维护教义纯洁上较之其他宗教更为严格。所以利玛窦的观念并不能使所有在华传教士折服。尤其是利玛窦的继任人龙华民对利氏的解释深表怀疑，只是当时教区初辟，为避免来自朝野的非难只得采取利氏之策略，另外罗玛教廷对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取任之自由决定的态度不加干涉。这时期的传教士几乎全是耶稣会会士，又仅受葡萄牙一国保护，所以在他们中间意见易趋一致，极少在传教问题上发生冲突。然随着天主教其他修会行教中国，对于中国传统礼俗，不同修会间歧见与纷争渐起，终于导致了礼仪之争。 二、教会内争 礼仪之争始于1631年西班牙道明会会士黎玉范入闽传教。黎玉范对耶稣会的宽容中国礼仪的作风甚感不满，遂于1643年返欧向罗玛询问有关中国信徒的一系列问题，其要如下 中国信徒是否与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必须举行认罪及圣餐礼一次？ 教士对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以及免除过量之涂油？ 中国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其征收百分之三十之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后，是否允其继续经营？ 应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 中国信徒可否参加政府所举行之必要祭典？ 中国信徒可否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礼？ 中国信徒可否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其他祭祖之仪式？ 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先，应否告其天主教之教义，为绝对禁止祭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 中国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 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 字样？ 对于中国非信徒，可否举行弥撒典礼？① 从以上黎玉范所举数点我们可知道中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