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上将战场之外的“另一手”.docVIP

刘亚楼上将战场之外的“另一手” 　　一场语言误会促使中国红军名将成为留苏学生中的“学霸” 　　1938年5月下旬，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刘亚楼，受中共中央委派，和卢冬生、李天佑、杨至成、谭家述、钟赤兵等经新疆，前往苏联，赴世界著名军事院校、素有“苏联红军大脑”之称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 　　为准备入学，这群年轻的红军将领一到莫斯科就开始学习俄语，补习文化。身在异国他乡，最困难的莫过于语言关。苏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了解决中国留学生的难题，特地派来了一些辅导人员。辅导刘亚楼的是年轻漂亮的中国姑娘苏丽娃。她是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俄语说得既流利又地道。 　　1939年1月开学不久，刘亚楼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做手术。他见病床上只有一个小枕头，看书不方便，便指着枕头对年轻护士说了句俄语，说完还伸出两根手指头，意思是要两个枕头。女护士听后面红耳赤，二话没说扭头就跑。正当刘亚楼莫明其妙时，护士长带着翻译来了，态度异常严肃，斥责刘亚楼不该“欺负”女护士。刘亚楼如坠云雾之中，通过翻译才知，她们以为他说的是一个人睡觉太孤单，要找那个护士陪伴。 　　这场由语言带来的误会对刘亚楼触动极大，让他感到清除语言障碍的紧迫性。回到军事学院，他更加刻苦学习，不分昼夜地背单词，练发音。他给自己定下标准，每天必须背出多少个单词，否则就不休息。在这群留学生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上过中学者，学过英语，这对学俄语大有帮助。 　　刘亚楼潜心学习，日有所进。其间，他还完成了毛泽东赋予的、后来被党史学者称为“沟通共产国际的第三条途径”的重要使命：和共产国际沟通，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并把《矛盾论》等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文著，当面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1939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因骑马摔伤的右臂时，特地看望了中国学员。周恩来听了刘亚楼的汇报，又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夸赞之余，鼓励他继续狠下功夫，把语言和战术理论学到手，以便今后发挥作用。翌年春，刘亚楼和杨至成等人被接到莫斯科市内的共产国际总部开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他们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并询问了李德在中国的有关情况。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专题讨论李德在华错误问题的这次会上，刘亚楼受邀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与会，对李德当年给红军带来巨大灾难的瞎指挥予以猛烈批评。 　　在苏学习期间，刘亚楼和不少中国学员还走出课堂，参加一系列实践活动，特别参观了苏军的各类军事院校和大型工厂，增长了见识。刘亚楼和苏丽娃结婚后，有了一个更直接的俄语老师，这帮他打下了厚实的俄语基础。他已然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学霸”。 　　苏德战争爆发后，刘亚楼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而同时留学的一些中国同志，多数自谋生路，或帮人养兔子，或去农场干苦力，或到剧院当卖票人，或到医院做医护。在战争中，刘亚楼流利的俄语和出色的军事才华，受到苏军高层的刮目相看。1943年夏，刘亚楼来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军区机关见习，不久受命指导驻在哈巴罗夫斯克郊区的远东军区独立第八十八旅的工作。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刘亚楼跟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开始了他人生的辉煌一页。 　　前瞻性地创办了外语学校 　　1946年春夏之交，刘亚楼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鉴于东北战场面临的局势，部队都是大兵团行动，游击战司令部的工作方法已不能适应作战要求，刘亚楼决定翻译出版《苏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结合部队实际亲自讲解。 　　刘亚楼忙里偷闲，从俄文中翻译《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当年跟在他身边的参谋郭瑞乐说：“刘参谋长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晚上便翻译俄文版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他一边阅读原文，一边口述中文，要我和总部另一位参谋叶云龙轮流记录，记完后稍加整理，作为译文初稿送他审定。花了二十来个晚上译完后，很快就出书了。发到全东北团以上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人手一册，作为参谋业务学习的教材。”此外，刘亚楼还翻译过《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等著述。 　　刘亚楼深知以后不管打仗还是建设新政权，都要和苏联打交道。为了培养更多的俄语人才，他建议以迁东北的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俄文系为班底，在东北建立一所规模更大的外国语学校。中共中央采纳了刘亚楼的建议，并指令他负责筹建。1946年11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在哈尔滨成立，由东总直接领导，刘亚楼兼任校长，东北局外事处处长卢竞如任副校长，一批懂俄语的干部相继来校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学校属军事干校性质，专门培养军政翻译人员。 　　翻译这个行业，当时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名声很臭。因为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的翻译官到处欺压百姓，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