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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大代表身份属性与履职状况研究 　　一、文献简要回顾与样本选择理由 　　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必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而人大代表的履职尽责则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基础。基于此，学术界对于我国人大代表履职状况方面进行了广泛多样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人大代表履职存在问题方面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不过，从人大代表的身份属性与履职关联方面进行论证分析的文献则相对薄弱，对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也并不多见。一些学者认为，人大代表的身份属性与代表职责的履行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杨云彪通过对深圳市福田区四届人大174名代表的身份结构和99件代表议案建议研究发现，基层工作人员或公司代表与选区竞争比较激烈的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积极性最高，“戴帽下达”的领导代表履职的积极性最低[1]。何俊志和王维国通过对北京市13个区县的乡镇人大研究后指出，中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确实会影响到代表的履职绩效，那些有着较多的年龄大的代表、较多的干部代表和较多的党员代表的乡镇人大，在书面意见的提出和评议活动的开展方面有着更好的绩效，而代表的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和企业代表的多少并不构成代表履职绩效高低的必要条件[2]。何俊志和刘乐明通过对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和履职记录研究发现，全国人大代表的性别、年龄、学历、党派和职业确实会影响代表的履职状况，在平均意义上：女性代表提出的议案数要多于男性代表;年龄偏大的代表提出的议案数要多于年轻代表;高学历代表在整体上提出的议案数要多于低学历代表;非中共党员的代表提出的议案数要多于中共党员的代表[3]。桑玉成和邱家军通过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议案、建议分析，认为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代表构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但都缺少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意识和为本选举单位或选民办事的理念，而基层代表大多理解本群体的利益诉求，其所提的议案和建议绝大部分都具有明显的“代议”特色[4]。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代表结构的变化与代表的履职绩效之间存在的关联并不密切，甚至存在一些抵触。欧博文和 　　李连江认为，近些年来中国人大代表结构方面的变化并非出于履职绩效的考虑，而是回应社会结构多元化的需要，是执政党在现有体制下向新社会阶层开放代议机会的考虑[5]。钟丽娟提出，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仅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并不意味着代表能够真正地代表民意，实际上，对代表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强调往往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长此以往带来的危险是代表的提案极易脱离普通大众[6]。 　　显然，不同的学者对于人大代表的身份属性与履职关联方面的研究存在争论，分析其缘由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如果以一致的视角选择相同的样本进行研究，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则可以进行检验。本文从议案、建议的视角研究县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状况，其理由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建议、议案是能够突显人大代表自身意志重要且可靠的履职记录。根据代表法规定，我国人大代表享有下列权利：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项保障;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从法律规定来看，人大代表享有的权利可谓广泛多样，但在实际的代表活动中，能够自由地突显代表自身意志的权利主要还是提出建议和议案。相关法律规定，县级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一件较为严肃的事情，这就要求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社会民情进行认真准备，而不能想当然地随意提出建议;县级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联名代表十人以上，且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相比建议更为严肃，需要代表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准备，这一过程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人大代表的自由意志和履职状况。 　　第二，县级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且代表身份属性与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类似的层级。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县一级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县级人大作用发挥得如何也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人大制度的效用。在我国人大制度的设计中，县级人大代表自身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上一级人大代表由县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县级人大处于民意输入、整合的关键环节，发挥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2010 年 3 月14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选举法，城乡居民首次实现同票同权，这无疑会促进社会各阶层人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更趋于公平、合理，也会首先反映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人大代表的身份属性上。当前，我国共有五级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总数达到27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