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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与作用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赋予了基层党的组织新使命、新目标和新要求。本文以上海居民区治理的实践为样本，通过座谈调研、论坛研讨、文献阅读、典型分析、实地走访等方式，聚焦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与作用，尝试探讨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 　　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理解“社会治理”的内涵 　　（一）对“治理”概念的理解 　　在阐释“治理”一词的概念与特性时，我们常常将它与“统治”、“管理”作比较，其不同之处显而易见，主要可以从权力来源、运作方式、民主参与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就权力来源而言，统治通常是以国家为单一主体的，其权威、合法权力只能来自政府，政府是它唯一的权威来源。市场、社会是政府权力的附属品;管理的权力主体是以政府为主，但并不否认权力可来源于市场、社会;而治理则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都是治理的主体。 　　就运作方式而言，统治带有浓烈的强制性，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政府凌驾于市场和社会之上，一般是单向的、自上而下地要求市场、社会服从于政府;管理在运作过程中是以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助，主辅结合;而治理的过程则是通过谈判达成契约，以合作代替强制，它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相结合的特点，强调上下互动，具有双向性。 　　就民主参与而言，由于统治的特点是政府凌驾于市场和社会，所以它对民主参与是排斥的;管理虽然主观上需要民主参与，但由于政府主导一切的惯性，民主的参与程度不高，被有些学者称为“半民主性”;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民主的参与程度相比前两者高。 　　从三者比较中不难看出，治理比统治、管理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更能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各自的优势，更有利于彼此的良性互动，也更利于避免各自弱点，避免各部门自身可能的“失灵”。 它们的共同之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正因为治理是一种政治管理过程，所以也像政府统治、政府管理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治理与统治、管理的共性之处。因此，治理并不意味着完全地“去国家化”或“去执政党化”。尤其在中国的国情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治理的概念应当中国化、本土化。我们应合理定位执政党在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既强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又要发挥其在治理中对政府、市场、社会的政治核心与政治引领作用。 　　（二）对“社会治理”的理解 　　社会治理，指的是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商互动，通过合作、协商、确立或认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管理社会事务。社会治理的核心之点，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概念，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治理水平”、促进“有效的政府治理”。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治理”，从字面意思上看，由“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内涵和意义有着极大的提升和拓展，它强调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各自的优势，在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效果上有所推进、有所提高。 　　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际、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建设领域的各项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社会治理能力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公共秩序等一系列制度规范和程序设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总目标与分目标、体系的总体布局与某一方面体制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治理是一种更为高明、更可接受的统治，也是更有成效、更为成熟的管理。党和国家在总体布局上使用了“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不是说今后在中国“社会管理”一词就不适用了，社会治理中包含着管理的各种要素，治理有且必然包含“管”的方面。也就是说，治理和管理不能截然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