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苏轼及其文学家族.docVIP

第四章 苏轼 苏轼受到欧阳修的提携，又与曾巩、王安石等皆有交往，并对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人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统合儒释道思想，形成既热爱生活又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对当时及后世文人具有极大影响。他的诗歌笔力纵横，穷极变幻，间之议论，富有理趣，使宋诗的风貌更加突出。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拓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力，确立了词体的若干新的审美类型。在词的发展史上，苏轼对词体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苏轼的文学成就，尤其得益于其父苏洵、弟苏辙的教育与扶助，父子三人都以其杰出的文学才能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光彩，而其子迈、迨、过俱善为文，尤其是苏过的识见与文学才能非常突出。眉山苏氏文学家族的杰出创作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盛事之一。 第四节 苏轼词风 作为中国文化进程中不多见的杰出人物，苏轼在哲学、绘画、文学等诸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从文学的文化生态而言，苏轼的突出文学贡献，是历史选择的必然。苏词作为苏轼最有创造性、突破性的文学体裁，形成其独成风貌。 一、诗词一体的词学思想 在苏轼之前，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等人已经在词的创作中开始突破词的体式传统，而在词的题材、内容、思想感情、词调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当时很多词作者如晏几道、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等人一样，苏轼对此有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形成了对于词体的新的认识。 他认为词是诗之一种，“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继勉之。”（《与蔡景繁书》）因此，赞许词体向诗体靠拢的创作风格：“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耳。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也。”（《与陈季常书》）又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虽然他对柳永词“句法”颇为不屑，但又对柳永词中“不减唐人高处”的句意予以肯定，又曾经对秦观词因为向传统词靠拢而表现为内容含量少、景致简单的做法表示批评。凡此种种，都表现出苏轼有明确的以诗为词的创作认知和创作态度。与苏轼同时代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秦观、李清照、胡仔、王灼等人都有相关评论。苏轼把对词体的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了他的创作上，为其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 可以说，词至苏轼，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解放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地位而蔚为大观，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开创了宋词的新纪元。 二，对词作传统题材的突破 苏词的词体创作成就，突出表现在对传统词体题材与内容的突破上。苏轼的词，包蕴广泛，几乎到了无事、无情不可以记载和表现的程度。 1．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疆，使词之描写对象由“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他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而且还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论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从而使词摆脱了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为宋词创作开拓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 如其哲理词《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词从沙湖道中遇雨这一生活琐事出发，所抒发的却是表现出面对世事坎坷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作者不为多舛命运所困，追求乐观洒脱，而尾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分明又有对乐观洒脱之上人生精神最终如何安顿的思考。其性理词经常以道家、佛家的某些思想为基础，融入东坡个人对人生境遇的体悟，如其“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分明有释道天命观的因素。又如其词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中有佛教思想。不过，苏词并不是儒释道思想的简单表达。苏词往往只取儒释道中的一些思想来释放、消解人生的挫折与苦痛，其最终的意图是通过这些哲理来实现对具体政治事件、人世间不如意境况的超越。值得注意的是，东坡的一些哲理性理词，每每于日常生活琐事中生发出高妙的哲理，经常形成“理趣”的特征。苏词“理趣”之所以为人瞩目，其原因一方面是将“理趣”由诗歌领域引入宋词创作，拓展了宋词的表现深度；另一方面，苏词往往将其特有的道德品格、人生态度与生活体验，以其“理趣”化的手法予以表达，或自嘲或高傲，或寄托或写意，笔之所触，意即随之，其“理趣”因其蕴含饱满的人文意象与知识素养而得到后人的推崇。另外，苏词之“理趣”，亦包含“趣味”之“有趣”、“情趣”。如《渔家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