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应突破儒家诗教的旧框架.docVIP

当代诗词应突破儒家诗教的旧框架 王继杰 儒家诗教的内容及其局限性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诗化了的民族。 诗教是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滥觞的。所谓诗教，就是儒家提出的一系列诗人们必须遵循的诗歌创作原则。通过体现这些原则的诗歌，达到教化民众，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孔颖达诠释其义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正义》)虽然诗歌应发挥“怨刺”讽谏作用，但也必须“止乎礼义”，“怨而不怒”。这就是说，诗歌应教化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诗歌的内容不能偏激过火，而应该讲究“温柔敦厚”。诗歌创作必须合乎剥削统治阶级的“礼”制，就是“怨刺上政”，也要委婉含蓄。统治者就是砸了你的锅，奸了你的妻女，管刀捅进了你的胸膛，你也得“埋而不怒”，“止乎礼义”，“礼义”就是“怨”的底线，决不能有一点反抗精神。显然，这一原则完全把诗歌当成了服务于封建政治伦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不仅限制了诗歌本身艺术原则的全面彰显，对诗人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以及揭露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束缚作用，对整个诗歌创作和诗人创作作个性的张扬，都是一种桎梏。 此外，诗教中还包括诸如“诗言志”、“诗缘情”、“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兴、观、群、怨”、“风、雅、颂”、“赋、比、兴”、“载道”等等一些其它原则，并融入了佛道等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因素。“风、雅、颂”、“赋、比、兴”就是所谓“诗之六义”。 在这些原则中，“言志”和“缘情”主要是就诗歌的体裁形式特征而言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载道”等，是说的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原则；“风、雅、颂”则是指题材内容；“兴、观、群、怨”是讲诗歌的社会作用；“赋、比、兴”指诗歌的写作方法。这些原则框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直被中国古代诗坛奉为神圣经典，一旦有人想突破这些框架，卫道者就会祭起这些原则来打击异端，匡正诗歌的发展轨迹。李贽就是这样死的，说明“温柔敦厚”的实质并不“温柔”，背后隐藏着破冰者的鲜血。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支撑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发展的社会物质生产也得到空前的发展，这都决定了文化包括诗歌必然也发生巨大的发展变化。回首再看几千年前的诗教原则，由于时代、阶级、认识的局限，其片面性、局限性就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诗歌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到今天也必然要突破儒家诗教的旧框架，更换和增加新的原则内容，来观照今天的历史。 仅从“诗言志”、“诗缘性”的形式特征原则来说，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把诗歌仅作为专门抒发个情志为主的文体，后来甚至排斥叙事、议论等内容，也是片面的。尤其是律绝等近体形式出现后，更以抒情言志为能事，结果弄得泱泱“诗国”竟找不出一部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与西方的《荷马史诗》相媲美。幸好中华民族中还有几个少数民族因历史原因没有受到诗教影响，藏族兄弟留下了一部《格萨尔王》，蒙族兄弟留下了一部《江格尔》，甚至人数不多的克尔克孜族兄弟都留下了一部《玛纳斯》等大型英雄史诗，规模都超过了《荷马史诗》，不然，怎么对得起泱泱“诗国”之称？其实叙事、议论与抒情言志并不矛盾，诗词这块土地上，怎么就只能种地瓜，而不能种冬瓜、西瓜，乃至果木大树？再看看对联这一文学形式，它与诗词有血缘之亲，实际上已独立门户，而且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精炼短小的一种文体了。说容量，比诗词还小。可是它既可雅，又可俗，既可写景抒情言志，也可论史言事说理，大发议论，嘻笑怒骂，皆可入联，诗词为什么就要作茧自缚？ 历代诗人对儒家诗教框架突破的尝试 中国诗歌史上有几次大的纠风运动，一次是初唐纠六朝的绮糜之风，一次是北宋纠西崑之风，一次是明代纠台阁之风。纠风者都抬出《诗经》的“风雅”原则作武器，对这几股风气大加挞伐。但这几股被纠之风其实都不是因为突破了诗教的原则框架而被纠的，只是因为其太“温柔”、太“绮糜”而失掉了诸如“汉魏风骨”之类的阳刚之气而被纠的。这只是诗教的几次内部“整风”而已，并非对诗教本身的突破。 真正突破诗教原则框架的，第一个突出的诗人恐怕要算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就不太“温柔”，甚至是“怨”而“怒”，也不在乎“礼义”了。郭沫若考证太白出生的碎叶城在今之俄罗斯境内，如若是真，那他就是一个中国籍的外国人，所以血统与性格就与一般中国人不同，对中国那套“礼义”不那么习惯，甚至敢在天子面前发酒疯，难怪要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