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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法论文有关律师法的论文： 新律师法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影响 【摘要】本文针对新律师法与检察机关的工作影响进行探析。提出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新律师法对检察工作的挑战和应于采取的措施，为促进检警关系、法律职业互通、监督、检察质量的提高和法治社会建立的有着现实意义和长效性的作用。) 【关键词】新《律师法》 检察工作 应对措施 2007年ro月28日十届人大对律师法做了重大的修改，特别是完善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的标志，律师法的修改对检察工作有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检察业务水平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权利之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显现着主要问题: 会见权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在5日内安排会见。律师会见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可以看出，在我国律师会见的主动权掌握在侦查机关手中，与律师会见“毫无迟延、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阅卷权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无权阅看案件的证据材料，不利于其充分了解案情、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检察机关正确的处理案件。 调查取证权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取证需经取证对象同意，向被害人方取证须经检法部门许可，使得该权利形同虚设。刑事诉讼法还赋予了律师的调查证据请求权，但是否启动调查，决定权在检察院和法院，而现行法律又以“认为有必要”、“不宜或不能”等笼统的法律语言作为决定的条件，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存在现实的阻碍。 言论豁免权刑事诉讼法并无关于律师在法庭上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规定，原律师法也仅规定了“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不利于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 新《律师法》完善之主要内容 会见权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意味着律师介人刑事诉讼时间提前，同时，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范围不仅是法律咨询、代理申诉与控告，增加了解案件情况的权利，并强调会见不被监听，强化了律师依法办案、不受非法限制和干预。会见时间的主动性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要求，会见中交流的主动性则可进一步保障实质正义。 调查取证权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意味着律师向证人或被害人取证的程序简化，无需事先需要得到证人的同意或者检法部门的许可。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加强，在理解上不存在困难，因律师没有公权力，且法律对于拒绝作证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能否顺利行使这项权利，还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阅卷权新《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使得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已经可以查阅或者复制案卷全部材料，律师更早的获得全案的所有信息，且在审判阶段可查阅案件所有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 法庭言论豁免权新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使律师在法庭上可以畅所欲言，充分的发表辩护意见而无后顾之忧。 二、律师权利完善对检察工作之挑战 证据获取和证据固定之难度加大证据方面的影响对于侦查机关尤为突出，会见权的完善增强了侦查行为的公开性，律师会见提前，虽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强化了犯罪嫌疑人侥幸心理和拒供心理，从而增加取证的难度，零口供案件可能会有所增加;同时律师通过行使有关权利，不仅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少供、拒供，而且还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泄露案件信息，给侦查中拓展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言辞证据稳定性减弱，增加了固定证据的难度律师通过行使相关权利，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对于言辞证据影响尤为严重，言辞证据的致命弱点就是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虚假或失真，新《律师法》保证律师能对犯罪嫌疑人充分了解案情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使其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有充分认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使犯罪嫌疑人增强了反侦查能力，加强了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与侦查机关的对抗性和制衡性。 证据方面受到影响与我国的传统侦查模式有关，侦查机关往往是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后，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然后再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