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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前言前言：自由主义的概念（1） 有人在谈论自由主义的终结，又有人在谈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终胜利，人们不禁怀疑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同一种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在概念上的混乱已经有点使人不知所云了，它可以和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乌托邦都搅和在一起相提并论，定义含糊不清。许多学者将柏克视为保守主义的鼻祖，而哈耶克却称他为自由主义的宗师。有人称哈耶克为新自由主义，又有人称罗尔斯为新自由主义，而他们两人却截然不同，哈耶克更是宁可自称“一个至死不悔的老牌辉格党人”。新左派的华勒斯坦称苏联和东欧为“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派自由主义”，而奇怪的是新左派的对立面也反对自由主义，所以自称新保守主义。人们真的给弄糊涂了：他们说的自由主义是一回事吗?如果一个概念可以延伸扩展到如此地步，那么它是否还有确定的内涵?是否还有可能给它下定义?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是否还有明确所指?是否还有意义?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梳理剖析自由主义的书已经不少，本书只想通过自由主义在美国历史中的具体实践和演变过程来对它加以考察，从而对西方近现代占主导地位的这一意识形态在现实的层面上加深理解。理论来自实际需要，政治哲学的产生发展并不是哲学家们的凭空构建，而是对现实的思考回应，特别是对激烈的社会动荡的反思。英国的宪政理论是在议会与国王争主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霍布斯对君主绝对主权的辩护是他对17世纪英国内战的反应，也直接表现在他对查理二世的支持上。洛克的《政府论》写于光荣革命之前，是为抵制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作理论准备的，但发表于1690年，被视为对光荣革命的思考和总结。 因此，对于一种政治理念，也许越抽象的讨论越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云山雾罩，引发更多抽象难解的疑问。但如果将它与其生成发展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察，也许反倒显得简单易懂。理论推断既可能纠缠于纯属假设的问题，也可能遗漏实际发生的问题，历史地经验地进行考察也许更接近这一理论的全部真实。不过为了说明自由主义的具体实践，我们又不得不首先对其概念加以确定，否则无法一以贯之。 自由主义概念的混乱也许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各家运用的概念不同，如毛泽东也写过《反对自由主义》，尽管在中国有一定影响，但他的概念和西方有公论的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联，故不在我们探讨之列。二是自由主义本身应时世而变，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所指，因此要了解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自由主义的具体政治内容，不可不看其背景。为了弄清这些来龙去脉，我们首先还必须回到自由主义的初始。说千道万，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由”这个词，而且这个自由指的主要是个人自由。如果它发展得超越了“自由”，那么就不必再称自由主义，而应该另起炉灶重开张，换一个名称。 人类社会，无论是一个小群体还是全世界，在相互共处时必须有一种公认的规则，否则很可能是无休止的争斗杀戮。那么什么样的规则最合理，最理想?这就是政治哲学家们自古以来孜孜不倦地求索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可被视为有意无意地进行实践探索的过程。是战争好呢，还是和平好?是掠夺好呢，还是贸易好?是等级分明好呢，还是人人平等好?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好呢，还是民众参与好?一旦对这些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又该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自由主义就是针对这一系列根本问题所做的思考和答复。自由主义认为，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最能使人人受益，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个人与社会间达到一种如鱼得水的平衡，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缺一不可。个人的才华应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挥，而得益于每个成员的贡献，社会也能在和谐中发展。个人不应危害社会去谋取私利，社会发展也不应无谓地牺牲个人。 人类想象力之丰富，足以设计出一套在理论上看来尽善尽美的社会方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乌托邦。然而一切理论都必须依赖一个个具体的人去实施，人非圣贤，亦非全知全能，致使完美的方案往往苦于在实现中扭曲走样。乌托邦可以激发人们的热情和憧憬，但激情又容易缺乏耐心和现实感，难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们可以心驰神往抽象地谈论自由、平等、公正，但是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却不是谈论出来的。所以关键不在于纸上的理论有多么完善，而在于它有多少可行性，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们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倘若一种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人类只能放弃这种理论，而决不可能放弃现实。如果说激进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拥有伟大的理想，那么保守主义的尊重传统则使它比较稳健和现实。自由主义介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它在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上寻求改良，而不是动辄宣扬全方位的革命，似乎一个社会只要说它新，它就真的新了。改良无非是在实际可行的方案中选择一个相对好的而已，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学问。 在自由主义产生之前，除了古代雅典城邦制度等极少数例外，人类社会结构的普遍方式是专制独裁，这样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