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剧历史简介.doc

蒲剧是产生较早的梆子声腔剧种，民间习称“乱弹”，清代称“梆子腔”或“山陕梆子”，民国初年称蒲州梆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简称蒲剧，现主要流行于山西西南部（通常称晋南）和豫西、陕北部分地区。自形成到现在，蒲剧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衍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多层面的作用，对中国戏曲梆子声腔家族的繁衍，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梆子戏产生前晋南的文化艺术积淀 地处黄河中游的晋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原始社会末期，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山西运城市夏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晋南是华夏文化的中心地区。《吕氏春秋·古乐》中“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縻 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记载的是先民以乐舞形式表现狩猎劳动的情景，歌、乐、舞三者结合，可想其场景粗犷、热烈而壮观。尧都区东南二十公里处的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文物表明，约在尧末期已有以陶罐蒙动物皮制成的乐器——鼓，古文献中称之为“鼍鼓”，用于乐舞伴奏。舜躬耕历山（今山西翼城、沁水、垣曲三县交界处；又说为洪洞县西北之历山），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禹制《夏龠》，敦化民风，乐舞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代，吴公子季札称赞晋国魏地的歌谣：“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春秋时晋国大乐师师旷（今洪洞县师村人），善辨音，精音律，“援琴而鼓”，可招玄鹤“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史记·乐书第二》)。《国语·晋语》记载，晋国王宫中的优人优施，于歌舞之时暗示大夫里克依从骊姬废长立幼。俗乐与雅乐并存，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歌舞之外，还出现了优人表演。 汉代晋南的经济恢复较快，歌舞百戏得以发展。相传轩辕氏曾于汾阴（今属山西万荣县）扫地为坛，始祀地祇。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治庙汾阴。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于汾阴脽上立后土神祠，亲自望拜如上帝仪。此后又数次幸河东亲祀后土，元封四年（前107）祀后土时，“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箜篌瑟”（《史记·孝武本记》）。天子祀地，歌舞享祭，鼓乐喧天，盛况无比。《汉书·礼乐志第二》的描述是：“景星显现，信星彪列……五音六律，依韦饗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龠鸣。河龙供鲤醇牺牲……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西汉武帝之后，宣帝、元帝、成帝，东汉光武帝，亦曾连绵躬祀后土于此，客观上必然对河东乐舞百戏有极大的促进。芮城沟渠头出土的汉墓十一只歌舞伎陶俑，或立，或跪，或以手指天，或合掌以瞰地，舞姿优美，尽处动态之中。1969年运城侯村出土的汉代彩陶楼，二、三层上均有百戏的表演者和观赏者。它们各具神采，生动地反映出汉代歌舞百戏在晋南的兴盛情况。 至北魏，百戏盛行且有大规模的演出。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为内地带来了少数民族音乐，渐与汉族音乐相融合，“唐乐府序：后魏乐府有北歌，亦曰真人歌。”（《山西通志·风土》）。大曲也更多地运用，“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魏书·乐志》）。上层社会的雅乐与下层社会的俗乐互有影响，期间的融汇发展，乐户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文献记载，北魏始有乐户，乐户的来源之一为犯罪之人及其眷属。《魏书·刑罚志》明确规定：“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脏不满五疋，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 律令之下，沦为乐户之人不在少数。《山西通志·孝友录》载：“景明初，河东郡杨风等七百五十人，列称乐户。”乐户众多，官民祭祀庆典、节令演出、赛社活动，均需随时供役。 唐武德二年（619），平阳地区的浮山县羊角山传言老子现于大树下，自言为唐皇室之远祖，帝命有司在此修建“老子祠”，命乐工制道调。开元十四年（726），玄宗诏改“庆唐观”，御书额及碑文赐之，“诏道士司马承征制元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青上圣道曲，以合奏于庆唐观”，“太常卿韦韬制景云、九贞、紫极、小长寿、承天、顺天六曲，亦偕奏焉”（《浮山县志·寺观》）。宋天圣五年（1027）诏改观为“天圣宫”。据传每年都有官伎艺人于祭祀迎神时歌舞演奏，以慰神灵，相沿成习。现存于浮山博物馆的原“天圣宫”唐代八角形石柱线刻图，除一为表演舞蹈外，其余为演奏乐器神鼓、羯鼓、笙、节板、箫、笛、五弦琴者，生动地展现了法曲演奏与乐舞演出的情景。蒲州地处唐代东、西二京之间，开元九年（721）改为河中府，其辖境的闻喜县礼元镇，开元间曾设太平乐府教坊于此，今之礼元即梨园的谐音。这里的音乐歌舞既与长安、洛阳的梨园相通，也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与民间音乐歌舞相互渗透。唐王建在《温泉宫行》诗中所写的“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正是这种情形的反映。唐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