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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中原突围 　　1946年6月，蒋介石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迅速调动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形成包围圈。国民党调集10个整编师、25个旅共30多万人，将成立不久的中原军区部队六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内。国民党梦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打算在中原解放区召开纪念“七一”大会前后将我们一网打尽，一举消灭中原地区革命武装力量。 　　在此之前，中原军区抓紧一切时间积蓄力量，时刻准备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中原三军从“中原会师”到“中原突围”的六个月就像是一场短跑中的冲刺阶段。 　　危急时刻，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为保存实力，争取主动，决定除留下一部分人员在当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行动之外，主力于6月底分路突围。 　　6月26日，李先念、王树声、王震三军在隆隆的炮火中争取先机，有计划地开始实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自此，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中原三军在“中原突围”的战略转移实施过程中从国民党的包围圈里冲杀出来，经过一次次血与火的拼死搏斗，闯进国民党兵力空虚的地区。 　　当时中原军区主力先是一起越过平汉铁路，然后分南北两路突围。北路由李先念、王震率领一万多人分两翼向西，其中左翼由郑位三、李先念率领到达陕南后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开辟豫鄂陕根据地。右翼由王震率领冲出重围，重返陕甘宁边区。南路由王树声、刘昌毅率9000人在武当山地区建立鄂西北根据地。 　　皮定均率领一纵一旅的7000人负责掩护主力突围，他们在原地抗击三天后向东到了苏皖解放区。中原军区其他部队在战斗中虽伤亡惨重，但在被敌人打散后仍坚持在大别山打游击。 　　军区部队在这次突围中损失很大，除进入解放区的三五九旅、一纵一旅外，其他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再也未能成为主力野战部队，原有的根据地缩小了很多。最令人心痛的是，在突围过程中牺牲了很多同志，特别是那些被国民党杀害的没能突围出去的伤病员，那种惨烈的状况让我永远忘不了。 　　当时我在鄂西北军区任侦查科长，突围开始后我跟着王树声、刘昌毅从南路一路向西。突围中我曾带一个连的同志奉命阻击敌人，随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后来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带着剩下的二十几个同志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独立作战。途中多次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我们采用毛主席游击战的战术跟敌人周旋，敌人多时我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敌人少时就想办法消灭他们，用缴获来的物资弹药补充、武装自己。突围时与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交战过程中的一些经历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打阻击的英烈 　　突围时我们经常正面遭遇敌人，一般情况下，敌人的数量都比我们多，每到这时我们就得随机应变抽出一小部分人打阻击，掩护大部队撤退。虽然同志们都很清楚，打阻击十有八九意味着牺牲。但每当遭遇战发生，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命令一下，大家都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没有人退却。 　　面对数倍于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我们只能昼伏夜行地躲开大路，翻山越岭走小路，一心想赶上西去的大部队。但因为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中，一路上经常迎面撞上国民党军和保安团。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白天躲在山里的树丛中观察周围的情况，等到晚上再行动。那时下雨天是我们行动的好时机，大雨会及时冲刷掉我们行动时留在路上的痕迹，常常让在后边追踪的敌人失去目标。 　　突围路上，每到一个新地区，我就让同志们隐蔽好，然后带上通讯员到前边看地形。有时还得冒险潜到附近的村里去找群众了解敌情，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国民党部队当时靠美国人提供的精良武器装备“围剿”我们，他们很多部队都配有卡车，“追剿”我们的速度大大提高。 　　当时我们很多战士用的还是日本的步枪，又因长时间奔波，人困马乏，根本没有能力与敌人进行正面较量，只好边打边撤地跑到一座山边，我让同志们分散上山。尾随过来的敌人开始还在后边追着我们打乱枪，等我们都躲进山后枪声就停了。为了摆脱这股敌人，我们很快翻越了这座大山。见天色已晚，我让大家下山后穿过土路，到对面的山上宿营休息。 　　没想到就在我们快到路边时，敌人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看着远处隐藏在路边的美式卡车我们一下子明白了。 　　当时跑在前边的两个战士没来得及躲闪就被等候已久的敌人打倒了。我们见这阵势赶紧往回跑，大家分散躲进身边的灌木丛，藏在岩石后利用手里的武器抵抗敌人的攻击。 　　看着人数比我们多好几倍、火力也强很多的敌人，我当即大声命令拿机枪的二班长王常友带两个人顶在前边打阻击，掩护其他人迅速往后边的山上撤。好在这时天色已晚，周围的光线也暗了下来，我们借助灌木丛的遮挡撤到了半山腰的安全地带，摆脱敌人后我清点人数时发现王常友和那两个打阻击的战士没上来。他们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跟敌人拼到最后，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