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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依法治国须理顺四大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在反腐败和制度建设方面，都有极大建树，开启了改革的全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设立了强有力的改革领导“中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已然到来。 　　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目前为止共召开了七次会议（截至本刊发稿），一浪接一浪地推进改革。 　　在这期间，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为树立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扫清了非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中国前行的两个轮子，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的是动力问题，一个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解决的是保障问题。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双轮驱动，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 　　在取得上述突破的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必须对党的领导与法治限权的关系、党的领导与独立司法的关系、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理解。从人治走向法治 　　我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是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里程碑，它对我们国家治国理政、长治久安，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再局限于文案宣示，而是着重具体制度的构建和法治体系的建立。 　　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系统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具体而言，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在以下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第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十五大第一次用“法治”取代了“法制”，一字之差，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则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取代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是一字之差，这也是一次重大的创举和突破。 　　过去讲法律体系，似乎只是一套明文规定。现在提出法治体系，这是质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充，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准确的目标。而且把党的法规也纳入到法治体系，过去的法律体系是不能容纳的。 　　第二，明确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这次《决定》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提出来。过去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这次提出来，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这非常重要，不能老是争论。 　　《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就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二者的内在关系说清楚了。 　　第三，顺应历史潮流，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 　　《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坚持依法行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权威和重要作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的宪法都被废止了，国家主席可以随便被批斗，无法无天。 　　我们过去长期地、习惯式地，不讨论法律怎么规定的，而是讨论领导怎么指示的。所以有人说，黑字的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领导批示不如领导的电话。所以，宪法的权威、宪法的精神必须要树立起来。 　　另外，围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还有过一些争论，所谓“姓资姓社”。这次提出“两个首先”就一锤定音：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这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和市场经济一样，是人类长期实践总结的一般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我们不能做傻瓜，好像人家搞的就都是资本主义的。 　　第四，从制度构建上保障司法公正。四中全会《决定》高度重视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问题，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设立巡回法庭，改革案件受理制度等等制度构建和完善，着力去除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这是我国明确依法治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具体行动方案。 　　第五，从尊重司法规律出发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决定》明确要求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对军队转业干部进入法治队伍加上了“且备条件”的限制，既开辟了通道又严格了专业素养的要求，有利于法律人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 　　需处理好四大关系 　　在《决定》取得上述突破的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对几大关系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理解。 　　第一，党的领导与法治限权的关系 　　法治的核心在于限制公权，保障公民权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全面规范和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权力范围和权力行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