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礼与国法的关系和原理及其意义解答.doc

家礼与国法的关系和原理及其意义 ──从社会秩序构成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张中秋﹡ 〔提 要〕 家礼是修身治家之具，国法是治国定天下之具，家礼与国法构成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本文在概述家礼与国法构成的基础上，揭示出两者同源、并行的时间关系，异体、同构、通质的空间结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相互和共生的功能关系；进而提出并阐明了家礼与国法的存在与运作遵循着自然──秩序原理、伦理──政治原理和人的文化原理，而一以贯之者乃中华文化“和谐”之道；认为家礼与国法所蕴含的自身和谐、社会秩序构成和谐和与自然─社会─文化系统相和谐的创制理念，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在人类自身和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今天尤有意义。 〔关键词〕 家礼 国法 关系 原理 意义 序 语 与会的诸位代表和先进，我要向你们报告，尽管近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法律文化问题，但我以前总是习惯于从国家法的角度去认识中国法律文化。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家礼是修身治家之具，国法是治国定天下之具，两者都是行为规范，一为民间所订，一为官方所立，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规范。因此，从关注家礼与国法的视角出发，解读中国法律文化，对我来说不止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突破，也是回到事实本身的要求。但大陆像我这样一代的年轻学人，可以说是在没有正规家礼的环境中长大的，回想起儿时的经历，印象中的“礼”只是一些民间习惯，如家人间的辈分和称呼，乡村的婚丧祭礼等，虽一直存在，但对照传统的家礼，已简陋到破碎的程度了。及至我读大学，当时所学的法科知识基本上也是清末以来从日本和前苏联移植的混合物，对传统中国的法只是附带的一知半解，后来虽有意钻研这方面，但严格说对家礼与国法都缺乏亲身的体验和感受，所以，所谓的“解读”也不过是自己的私见而已，内心盼望着大家的指教。 ﹡张中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nuzzq@ 一、 家礼与国法的关系 在讨论传统中国的家礼与国法的关系前，应该先对它们的构成有所了解。家礼与国法的构成可从纵横两个方面观察。纵向看，家礼源于《周礼》，经《孔子家语》和《颜氏家训》的发展，定型于司马光的《书仪》、《家范》和朱熹的《朱子家礼》，特别是《朱子家礼》成了我国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传统家礼的范本， 近代以前的朝鲜、日本诸家礼，尤其丧礼的内容也大都仿此。 对家礼的横向构成，我们主要透过家礼的文本结构来了解。以《朱子家礼》 为对象，可以发现，家礼文本在形式上由序、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几部分组成，实际上冠、婚、丧、祭四礼是主体。所以，家礼又谓之“四礼”者。依《朱子家礼·序》：“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本是实质，文是仪式，应该说这是家礼的实体结构。家礼的精神所系不外“礼教”二字。 谨此，我们对家礼的构成已略有所知。国法的构成不同于家礼，其系统正规明确。自国法的主体言，从传说中的禹刑、汤刑、吕刑，到战国的《法经》及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诸律一以贯之，真可谓一脉相承、沿革清晰，其中唐律可为代表。这是传统中国法的纵向构成。传统中国法的横向构成形式上代有不同，汉代有律、令、科、比，唐代是律、令、格、式，明清律、例并举。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律”作为传统中国法的主干，《唐律疏议》的文本结构可以视为传统中国法内在构成的典范。《唐律疏议》的文本结构形式上可以概括为十二篇三十卷五百零二条；实体上首篇《名例》类于现今刑法之总则，其余十一篇则近于分则。其精神所系“一准乎礼”。 当然，此“礼”非“家礼”，但与家礼又有密切的关系。家礼与国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一）家礼与国法的时间关系 探讨家礼与国法的关系，首先碰到的是时空问题。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认识事物最基本的范畴，无论在物理世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需要加以考量的要素，可以说这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经验。 从时间入手，我们发现家礼与国法具有共源、 并行的关系或者说特点。所谓共源是指家礼与国法都是由中国初民社会的原始习俗嬗变而来的，共同孕育于我们祖先的生活母体，其中礼更多地与先民的宗教生活相关，所谓“祀”；法则与征战和内部控制有更多联系，所谓“戎”。 其实，两者常常是难以分辨的，原始即混沌，不能用分工度发达的现代眼光来遥看远古的历史景象。家礼与国法的同源性还可以移指后续社会的当下实践，即家礼与国法都从人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汲取资源。这不是空洞的说项，宋明时期家礼的形成及其与国法的互动印证了这一点。 在家礼与国法的时间关系中，我们会很自然地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即两者在历史长河中的并行变迁。与政治化的国礼不同，家礼虽然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