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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是领悟人类价值的契机 　　70年前的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进入波兰西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解放了集中营里那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今天，我们纪念这一事件，并不是因为人道的灾难已经画上了句号，而是因为这一类灾难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但是，二战之后，人类已经形成了新的价值共识――普遍人权，新的价值共识是人类与新的灾难做斗争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放弃这个武器就意味着成为制造新灾难的帮凶。 　　一些人类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如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它们的道德确定性是从何而来的呢？也就是说，人们根据什么来把这些价值观念，确定为无疑正确的道德原则呢？ 　　一般来说，道德的确定性有四种依据。第一种是神圣戒律，也就是将道德的确定性，建立在宗教的确定性之上；第二种是自然法，将道德的确定视为一种“人不可能不知道”，被自然铭刻在人类心中的东西；第三种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将道德的确定性视为“有这个用途”和“不这样不行”；第四种则是将道德的确定性看成是生物进化激烈角逐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帮助一个物种存在的规范。 　　道德判断的确定性 　　彼得?伯格和安东?泽德瓦尔德在《疑之颂：如何信而不狂》中提出了另一种关于道德确定性的解释，他们认为，“此类确定性乃是基于对历史性展开的人的内涵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一经获得，就意味着普遍性”。他们所说的“体认”指的是一种由个体内化的想法或观念，被习惯地称作为“良知”。这种良知的声音开始时可能是个人的，因此非常微弱，它并不是以改变现状为目的，但却是几乎意外地发生了这种作用。 　　美国女作家哈莉特?比彻?斯托在美国内战前夕创作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便是一个例子，斯托夫人“并不致力于对奴隶制度的种种罪恶做直接说教；相反，她描述了反映奴隶制现实的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如此地令人发指，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斯托夫人的美国南方同时代人，显然并不认可她对黑奴的同情，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的人们也不认可她。然而，斯托的这一良知一旦发出了声音，一旦突破了奴隶制在美国南方的“相对合理性”，它便获得了普世化的契机，如果奴隶制在19世纪的美国南方是错误的，那么它在20世纪的任何一个地方也是错误的，因此，一种纯粹的个人意见（“你我都不赞成奴隶制”）便上升为普遍有效的道德判断――“我们应该谴责奴隶制，尽力阻止奴隶制”。 　　发生于良知的道德价值，往往是由人类具体的不幸遭遇或人道灾难触发的，良知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是一种行动。斯托夫人有感于黑奴的遭遇，写下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同样，20世纪的人道灾难，尤其是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害，触发了人们对人的“尊严”的普遍良知。这种良知并不停留在内心感受的层次上，而是转化为一系列的共同行动，包括将“人的尊严”写入《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公约，以及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并以这样的形式使得“人类尊严”成为一种被今世之人普遍认可的价值。 　　伯格和泽德瓦尔德对此写道，“人的尊严的内涵在历史的某些时刻被体认到，但是，一经体认，它即超越这些特定的时刻，并被视为时时处处内在于人本身。”而究其触动的原因，则是由人道灾难而发生的，“如果在第三帝国时期，人的尊严没有以可怕的方式受到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宣告可能不会被写进宪法。在人们被迫面对肆虐的、公然不道德的情形时，道德判断的确定性出现了”。 　　价值理念需要制度保障 　　良知的觉醒和道德的洞见，在特定的人类历史条件下发生，并通过时间演进和深化，但是，正如伯格和泽德瓦尔德所指出的，这些都可能再次丧失。文革后，中国人强烈认可宪政、民主、法治、公民权利的理念，并将这些视为必须在中国实现的普世理想，也是因为曾经遭受了普遍肆虐的、公然不道德的残害和压迫，因此对这些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确定的要求。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这些价值的彰显仍然步履维艰。 　　许多价值信念需要历经许多世纪之后，它们所包含的道德以及实际的政治重要性才得以充分实现。一些普遍价值，虽然已经在许多国家里证明了道德的合理性和实际的重要性，但要在其他国家也得到实现，还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价值信念有一种 “制度必要性”，需要在制度中得到实现。 　　伯格和泽德瓦尔德就此指出，“信仰、思想和价值观或许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突然冒出，但它们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而已，除非它们被具体化到制度之中。只有那样，这些东西才能够内化到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好的价值，例如自由和平等，只要是对全人类都有益，那么它最早出现在世界的哪一个地区，不应该成为这些价值是否有资格成为普遍价值的考量。同样，它们目前在世界的哪一个地区表现卓越，也不应该成为是否应该被其他地区重视和接受的理由。 　　一种价值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