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秦人金饰片回归记.docVIP

甘肃秦人金饰片回归记 　　发现 　　1994年4月25日，韩伟拿着巴黎收藏家朋友戴迪安寄来的机票，坐上了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飞机。这是他第二次去巴黎了。当时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韩伟，想为刚建成没几年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做说客，向法国企业家寻求资金以帮助中国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 　　“漫步在清晨的巴黎街道上是一种惬意的享受。”韩伟在后来《天涯足痕：海外考古访问路》中如此回忆。在法国更重要的是工作，韩伟在戴迪安和翻译艾丽丝的陪同下，与法国“陕西历史博物馆之友”协会三次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由协会资助陕西历史博物馆发掘礼泉八抬轿唐墓。这一协会的参加者大多为法国各界企业家和银行家，而这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次与海外合作。 　　戴迪安和韩伟是老相识。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戴迪安（Christian Deydier），又译戴克成，是当时欧洲有名的古董收藏家，生在老挝，父亲是法国东方学学院成员和万象博物馆馆长。戴迪安早年在巴黎第七大学学中文，后来又在台湾学甲骨文，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位伦敦的中国艺术专家。1983年戴迪安去了伦敦，4年后在伦敦开了一家古董店，专门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和金器。自从开始喜欢上中国古董，他和韩伟保持着经常性联络。 　　那次在巴黎，韩伟还被戴迪安带到家里，戴迪安给他看了很多自己的私人收藏。“他的家如同一座博物馆，从陶俑、青瓷直到青铜器、明清家具，收藏丰巨且品位极高。”当韩伟看完了他的战国、唐代、辽代各色器物后，戴迪安又从内室取出54片大小不一的金饰片。“那是我1993年从一个在香港的台湾古董商手里买来的，专门那次给韩伟看看。”戴迪安向本刊回忆当时在自己家里的情景，由于自己的收藏主要保存在当时伦敦的古董店里，因此戴迪安又专门派人从伦敦运来了与这批金饰片同时收购的两件顾首金虎，一起让韩伟鉴定。韩伟对那批金饰片很震惊。“形制奇特，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前所未闻。”韩伟后来评价道。 　　韩伟回国后，心里并没有放下这批金饰片，继续与戴迪安联系，一起研究这些金饰片的可能出处和用途。韩伟对这组金饰片做出了逐个分析，通过与已知明确时代的青铜器花纹类比，外加1993年苏黎世联邦综合科技研究所研究员莫尔从金虎双爪内提取的木制标本碳14检测，推断出这批饰片为西周晚期秦人所有。此外戴迪安还向韩伟说台湾古董商曾暗示金饰片来自甘肃省礼县。 　　韩伟随后去了礼县县东大堡子山，发现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队正在清理三座被盗掘的大型葬墓。礼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据史料记载，礼县在夏商时属雍地，周时为西垂之地，秦庄公曾居西犬丘，秦文公时有西垂宫，是秦西迁以后的主要根据地。1993年此地的盗墓活动已经非常猖獗。“被挖的全是大坑，千疮百孔，像经过狂轰滥炸一样。”现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回忆称，当时他所知的被盗文物就有百余件，大部分都流失到了海外。因此1994年4月至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被盗掘的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确认大堡子山就是秦公西陲陵墓区。 　　1994年11月，戴迪安带着这批金饰片参加了在大皇宫举行的巴黎古董双年展，而这次展品英文图录《秦族黄金》中，则有韩伟专门撰写的文章《罕见的文物，重要的发现――甘肃礼县金箔饰片纪实》。韩伟透过这篇文章，推测这批金饰片很可能出自大堡子山被盗墓，墓主可能就是秦仲或庄公。随后韩伟在1995年第6期《文物》杂志发表《论甘肃礼县出土秦金箔饰件》，将自己的这些判断介绍给了中国考古界。 　　捐赠 　　2000年戴迪安接到一位台湾女士的电话，得知那位曾经卖给他金饰片的台湾古董商去世了，电话那头正是台湾古董商的遗孀。她说在整理财产时，发现了一套与那批金饰片相似的古董，可以转卖给他。戴迪安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两对鸷鸟金饰片。 　　戴迪安和韩伟一起对这批金饰片做了资料整理。“我们当时反复检查过，没有人觉得这批金饰片会有任何问题。”两人没有完整的信息资料，但关于盗掘走私的说法，也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证实。 　　此时的戴迪安已经从英国回到法国，在巴黎开了一家名叫“东方青铜器”（Oriental Bronzes）的古董行，准备全面投身法国的古董行业。也正是在这时，戴迪安将这两对新收藏的鸷鸟金饰片给好友希拉克看。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董的资深爱好者。“这些文物应该进博物馆。”希拉克对戴迪安如此说道。那时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让-弗朗索瓦?贾立基（Jean-Fran？ois Jarrige）也是希拉克的朋友，他和希拉克都特别希望这些中国文物能够留在法国，但显然由国家出资购买收藏不太可能，因此希拉克给他的另一位朋友弗郎索瓦?皮诺（Fran？ois Pinault）打了电话。皮诺掌管着世界第三大奢侈品集团PPR集团，后来更名为云开集团，同时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