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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资源探寻 　　【摘要】社会是基于利益和交换的联合体。个人、团体、企业、公司、宗教、行会等等，彼此为自己的利益、目的而共处在一起，相互依赖，既以利益为基础，又以“契约”和“法律”作为联系纽带。它建构起一套自主性机构或制度，和自身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一系列特定关系，以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这就呈现了文化与社会之双重治理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会治理 文化价值资源 信仰共享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有没有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是否存在与国家对应甚至独立于市场的“社会”领域？传统的家国体制、近现代民族革命、当代的国家经济，种种关系结构，似难窥见一个完整的“社会”空间。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行政权力淹没了社会。晚近几年才提出的“社会建设”及其“社会治理”等主张，恰好说明了中国文明的当代变迁，长期处于一种社会亟需上位的状态，不能再局限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建设，继续忽略了“社会的”建设与治理。社会不存，文化如何？尽管“社会”的定义比较多样，但人们也常常把占据一定领域、能够从事人的再生产、具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精神、超越个别群体、满足成员主要生活需要、在功能方面大体上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范围称之为“社会”。而在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层面上，“社会”还能够被视为一种渗透于国家与市场之中并能与之彼此对应，相对独立的领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整合，社会才能把公民个人与群体伦理规范结合为一体，既锻造个人的自觉自尊，亦建构了社会群体的公共认同。 　　社会就是这样基于利益和交换的一种联合体。个人、团体、企业、公司、宗教、行会等等，彼此为自己的利益、目的而共处在一起，相互依赖，既以利益为基础，又以“契约”和“法律”作为联系纽带，建构起一套自主性机构或制度，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一系列特定关系，以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这就呈现了文化与社会之双重治理的必要性。 　　私人信仰难以构成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资源 　　媒体调查显示，信仰缺失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缺信仰。政治信仰层面，中国有8千多万的中共党员，1亿多的共青团员；宗教信仰层面，中国民间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五大宗教，信教者数量官方认为有1亿多人；至于在民族民间信仰层面，依族群、语言、传统及其地域的相异而各有不同、至文化信仰层面，炎黄子孙等儒教信仰者以汉族为主体，人数更是难以统计……。如此看来，中国人不缺信仰，缺的是社会群体共同认同的信仰。 　　媒体调查指出，在当代中国信仰危机问题表现最严重的社会阶层依次是官员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青少年群体与弱势群体。还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依据一份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研，中国人对于“有信仰的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并不是很喜欢。人们喜欢的社会类型是：生活环境“优良的社会”（54.5%）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55.0%）。“各方面有基本保障、又有竞争活力的社会”以及“物质条件充足的社会”次之。“竞争激烈，但规则公平”和“生活水平一般，但没有贫富差别”更次，相对来说，“有信仰的社会”，并非人们最为向往的社会类型。 　　上述这些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现象，的确很使人困惑。中国人的信仰如此丰富多样，而信仰缺失问题又如此受社会关注。为什么？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信仰已经成为表面的符号，信仰关系太为私人化了，私人利益要高于信仰，缺乏基于共同信仰而构成的社会共享的价值规范，私人信仰很难整合目前已经相当分化的私人利益，难以构成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资源，难以构成公共性与社会性的文化关怀。 　　利益分化造成制度性的私人化 　　改革开放初期，在人均GDP300美元的情况下，国家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尚能把利益矛盾视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以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动员方法来调节和处理；但是在人均GDP1000～1500美元、甚至更高的时候，社会就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中心的时代。过去那种基于道德、政治等意识形态角度来对待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已不再适用，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原来人民内部的构成及其成员，即国家人、公家人、单位人，向现代公民和社会人逐步转变。他们的利益追求成为了现代社会公民正常的权利要求，必须得到制度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国家权力及其管理者在协调公民间以及公民与国家间各种利益和矛盾时，必须予以正视，以获取所有公民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认可。 　　这个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变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关注的社会公正、各方利益的公平表达、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者称为公共产品，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治安、司法、环保诸多方面。政府能否提供这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