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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的现代变迁 　　历史的转折与社会转型并非完全由动荡、对抗和混乱所构成，虽然不可能一切都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但它还是有自己特有的顺序或次序，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趋势，使社会的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比较正常地生活，而且有所担当，知所趋赴。 　　动物的生存习性在数千年甚至上万年间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大自然运行的秩序也是周而复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各种微观和宏观的变化之中。特别是文明时代以降，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可以因一种能源的利用和生产工具的变革而发生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朝代或政权更是可以在十几年甚至几年间发生更替。进入资本、技术和市场主导的现代社会，则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样的情况；“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我们知道，对于人类历史及其秩序的形成与变迁的认识，属于人的总体性的自我认识，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许多方面，这在人类处于半自然生存状态的古代是很难达到的，有关的认识往往基于过去的传说、自己的经验加上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例如，中国先秦儒家及其传人的社会历史观，集中体现为《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所讲的“大同”和“小康”，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和境界。大同世是孔子心志所向的“尧舜”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孔子看来，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低于“大同”但有希望实现的，是在夏商周曾经出现的“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苏呷ィ?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借助孔子搞“托古改制”的康有为，将孔子对历史论说的顺序来了个颠倒，他认为大同的始基是“据乱世”，渐行于“升平世”，最后大行于“太平世”。经由梁启超倡导“新史学”，进化论的历史观在现代中国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我们对所谓“社会五形态”的最高形态即“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世界“大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首先提出了关于理想国家的设想，其《国家篇》提出的“正义”充分实现的城邦国家，是天生赋有不同性质和不同能力的人们，即分别拥有“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品性的三种人，各尽其职、各安其位，而自然达到的和谐有序：“这个城邦之所以被认为是正义的，乃是因为城邦里天然生成的三种人各自履行其功能，还有，城邦之所以拥有节制、勇敢和智慧，也是由于这三种人拥有这些情感和习惯。”按照柏拉图的这一上下等级分明的观念，“正义”“主要涉及内在的各司其职，在其真正的意义上，它只和人本身有关，只和个人自己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定不能允许自己灵魂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做其他部分该做的事，而应当按照“正义”这个词的真实意义，安排好自己的事，首先要能够成为支配自己的人，能做到自身内部秩序良好，使灵魂的三个部分相互协调，就好象把最高音、最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个音符有序地安排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不仅如此，有智慧的立法者和统治者在挑选出那些能够支配自己的男人后，还要挑选出一些本性与之相同的女人交给这些男人，“他们全都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但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可言。他们在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共同生活，共同锻炼，共同接受教育，在内在的必然性的引导下进行两性结合。”显然，柏拉图心目中的这种理想国，是由政治精英依据人们的先天差异安排其职业，并且实行共产共享制度的高度同质化的国家，“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财产、子女与亲属的私有引起的”，所以，负责保卫国家的卫士们更要“共同拥有妻子与儿女”，“除了自己的身体，他们没有其他私人财产”，这样他们就会“同甘共苦”、“休戚与共”，“不会发生纠纷了”。由于担心人们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的分化，就主张建立这样毫无个人独立自由可言的国家秩序，与动物园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柏拉图“共产共妻”的主张遭到了亚里士多德几个方面的批评。 　　“公有”和“私有”的社会制度孰优孰劣，之所以成为思想者们考虑社会秩序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因为自从人类脱离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