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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向日本“归还琉球”的历史过程 　　琉球群岛（美国称为Ryukyu Islands，日本称为冲绳群岛，下文视不同情况分别称为“琉球” 和“冲绳”）的名称取自曾经统治这片土地的琉球王国。琉球虽然疆土狭小，但地理位置重要，是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有“万国津梁”的美誉。 　　琉球原是中国明清两朝的藩属国。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琉球被迫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日本明治维新后，将琉球和中国台湾作为对外侵略的第一批对象。至1879年4月，日本政府强行将琉球改为直辖的冲绳县，琉球至此亡国。二战后期，美军在向日本本土进攻的过程中占领了琉球群岛及附近岛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琉球群岛长期处于美军的“托管”之下，成为美军的军事基地。 　　冷战爆发对琉球的归属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亚洲形势的骤然变化，以及美苏两国在全球的对峙，美国政府开始从冷战全局的视角重新审视美日关系，并重新评估琉球的军事价值和政治价值。美日两国就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进行了多次博弈。日本民间和政府不断向美国施压，力争使美国早日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 　　琉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考虑琉球问题时往往会与美苏关系、美中关系结合起来，将琉球问题置于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中。从战后初期美国决定与日本结盟、通过日本来控制亚洲局势时起，琉球就是美日双方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也是美国为构建美日安保体系可以适时舍弃的“饵料”。美日围绕琉球进行了20多年的博弈，最终，美日在1971年签订协议，日本于1972年取得了琉球群岛的“施政权”。 　　本文在综合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的基础上，还原了这一段历史，以期为读者提供从美国方面审视“琉球”问题的一个视角。 　　杜鲁门时期（1945～1952） 　　美国政府对琉球的基本态度取决于美日关系，而美日关系的基调形成于杜鲁门时期。可以说，杜鲁门时期的国际格局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决定了日后琉球问题的走势。此时一系列事件的集中爆发（冷战开始、新中国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美国与日本迅速搁置分歧并结为盟友。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曾坚持单独占领日本。随着冷战爆发，美苏在欧洲形成对峙态势，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节节溃败，美国政府将其东亚政策的重点从中国转向日本。1948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乔治?凯南提出，美国应扶植日本成为西太平洋的独立力量，占领政策的重点必须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复兴上来。凯南并建议美国应长期保持对琉球的控制。 　　随着中国大陆时局的变化，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在对日态度上发生了分化。国务院最担心的是日本会倒向苏联，认为只有尽早与日本签订和约，结束占领状态，才能培养日本国内的亲西方态度。而军方更看重安全利益，主张在日本国内培养出了亲西方的态度和民主之后再与日本媾和。一番辩论后军方让步，1949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同意与日本签署和约。 　　正在此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美国加快了对日媾和的进程。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会召开，在中国、印度等国缺席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49国（含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和约》。该和约第三条显示：日本同意美国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黄列岛，及冲之鸟礁与南鸟岛，置于托管制度下，并以美国为惟一管理当局。 　　和约起草人、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表态说：“由于盟国间意见的不同，美国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准许日本保留对琉球的‘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 over the Ryukyu），同时使这些岛屿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以美国为管理当局。”这番解释为美国最终解决琉球问题提供了方向，同时也埋下了日后美国将琉球施政权“返还”给日本的伏笔。 　　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1） 　　这一时期，琉球问题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否续约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了日本国内政治运动的导火索，日本民间针对是否与美国续订安保协定爆发了激进的“反美”运动，其深层次原因是日本人民对于无法结束被占领状态、成为“正常国家”的民族情绪的堆积与反弹。 　　随着《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同时签署，日本被纳入了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制”，在外交上推行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但是媾和后，日本并未获得完整的独立，日本国民对于这种现状日益不满。从1953到1957年间，日本民间的反对美国基地、要求归还冲绳的斗争此起彼伏。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的行动开始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的有关内容就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会卷入中美看似一触即发的战争，因此日本国民情绪激化，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