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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师生与国民党的周旋 　　抗战时期，国民党要求在大学普遍设立党部，将党组织触角全面伸入大学，实行党化教育；同时，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这种状况影响学人们全身心从事学术研究，不利于人才培养与学术增量产生。 　　西南联大的源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此前都形成了较成型的教授治校体制，三位校务委员会常委与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关系都较好，也真诚地拥戴他领导抗战，但对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仅有蒋梦麟相对积极，张伯苓竭力躲避，梅贻琦则坚决抵制，于是在西南联大演出了与国民党党化教育周旋的历史剧。 　　入党途径各不同 　　西南联大教授中的国民党员大约占半数，学生中的三青团（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成员较多，国民党员极少。联大国民党负责人姚从吾在致朱家骅的信中提到，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国民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有150余人，全校教授有155人，其中国民党员有80人。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超过了50%。 　　按理说，在有这么多国民党员的西南联大，国民党的渗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他们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专业群体，其中既有激进的“民主斗士”，有中共的组织，有民主同盟，亦有姚从吾这样坚贞的国民党党员，更多的人可能是介于几者之间。 　　西南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抗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联大新加入的国民党员不少是以第三种方式加入。 　　1939年，国民政府要求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务的人都要加入国民党，因而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率先加入国民党。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 　　“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 　　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给默认的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人送来了党证。陈序经等人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 　　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此前还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的真实心态。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 　　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闻一多并未反对，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便打消了入党的念头，说明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此时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 　　国民党派系角力 　　在被介绍入党的人中，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张伯苓1941年加入国民党时，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其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国民党的，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物理）、孟昭英（无线电）、范绪筠（无线电）、赵九章（气象）、苏国桢（化工）、王德荣（航空工程）、闵嗣鹤（数学）、施惠同（数学）、叶楷（电机工程）、马大猷（电机工程）、李庆海（土木工程）、叶日葵、郑师拙等。 　　他们入党多是由华罗庚引介，华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后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他感激于此邀其理科同事多人入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内有黎锦熙（西北师范学院）、陈寅恪（燕京大学）、伍蠡甫（复旦大学）、熊庆来（云南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金毓黻（东北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王星拱（武汉大学）、朱光潜（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人数最多，他们是张伯苓、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