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为奴隶的母亲》中黄胖的人性异化.docVIP

论《为奴隶的母亲》中黄胖的人性异化 　　【摘要】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中黄胖一角充满了浓烈的悲剧色彩，而这些悲剧的生成的本质原因便是旧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思想环境造成的人性异化，异化后自私、虚伪、残忍的人性进一步催生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关键字】人性异化 悲剧命运 《为奴隶的母亲》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于1930年正式发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阀割据，列强入侵，土匪出没，政治动荡，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向压力。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场严重的乡村危机，而乡村经济问题是乡村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金融枯竭，农民贫困化加剧，农家经济已成为负债经济。 　　黄胖作为这一时期底层农民的典型代表，自然受到了这场严重的乡村危机的影响。他曾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也经营一些小买卖。但好景不长，当乡村经济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底层人民推进时，这样一个勤劳的小经济生产者最终却被社会逼成一个负债累累、身体孱弱的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黄胖将妻子典让给了拥有二百来亩田地的地主秀才，开启了春宝娘的悲剧人生。 　　虽然黄胖自身也是这一时代的牺牲品，但他并没有在这份煎熬中对身边同样处在苦难境地的人产生同情。相反，他将妻子典当，直接将春宝娘推上了悲剧人生的轨道。这是由于其人格已经发生了异化。在生存的挑战面前，他早已将丈夫应尽的责任和尊严抛诸脑后，时代已将曾经那个勤劳、努力的黄胖异化成了一个凶狼而暴躁的男子。 　　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古老道德的崩溃和人文精神的腐化堕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与蜕变。对此，黄胖是没有丝毫应对能力的，他显然与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客观世界脱节。弗洛姆认为，“人性异化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在民族的政治大动荡面前，小农经济逐步瓦解。但小农经济下底层农民固有的脆弱、封闭心理却一直在影响着黄胖的生活和行为。因此，当他面对这不佳的境况时，第一想到的就是通过吸烟喝酒来麻痹自己。可麻痹自我对问题的解决起不了任何帮助作用，反而会加深其生存困境。黄胖的人性也就是在巨大的生存困境面前发生异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道德的崩溃。 　　此外，弗洛姆还提出了劳动过程的异化是造成人性异化的最主要的方面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的分配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二三十年代，列强入侵，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对中国小农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下层农民，黄胖无法适应新经济的操作运转。这一时期的经济充满着压迫和侵略，因此不论黄胖怎么努力，都不能摆脱负债累累的境地。长此以往，人们慢慢了丧失劳动热情。无法在劳动中创造自身价值的底层农民，只能成为“残忍的废物”，这也是加剧黄胖人格的异化的重要原因。在生存的持续压迫下，一部分人冲破道德的底线从“残忍的废物”脱逃，走向了人性异化的道路，成为不合理社会的又一吃人者。 　　当然，这跟他们本身的所处的阶层地位也有关系。黄胖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首先，他所生活的环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下，人们对老子的唯心论命题“足不出户，知天下；目不窥牖，知天道”产生了普遍的认同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这种极具封闭性的小农经济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天灾和战乱。面对天灾和战乱，人们姑且有逃亡的勇气和希望。但二三十年代的这次经济危机，却让人们无处可逃。因为它给穷苦底层农民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迫感。 　　二三十年代的金融枯竭和高利贷危机给农民带来借贷无门的痛苦，在当时的农村，负债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难以还清的高利贷严重挫伤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为了生存，人们每天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整天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下的的人们在持续的压迫下神经极易走向极端――过度敏感或麻木。在教育极不发达的旧社会，农民基本上都是文盲，没有丝毫文化基底的他们在面对外界社会的大动荡时无法像知识分子一样可以从通过学习，从书本中汲取能量，从而在新社会进行人格转化。面对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乡村的沉寂加剧的是男性农民人格的不断矮化，男性人格的矮化暗示传统农民文化性格的全面萎缩。在断裂的社会形态中，封闭环境下的无序状态使得乡土生活与伦理结构迅速地走向崩溃，这都加剧了普通农民性格的扭曲化。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世纪，科学技术的冲击和在不成熟国度里的异化，使人类丧失自然主人和人类主体化的地位。它所导致的现代性的罪恶，不是古代或近代的杀君，而是杀民，是把更多的人推向绝境。面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黄胖也在生存绝境中一步步走向人性破产。当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天道酬勤的苦干精神在现实环境中得不到任何证明时，人们开始转而对自己产生怀疑，人性也在这份持续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