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主席，风雨二十年.docVIP

证监会主席，风雨二十年 2014年5月28日，刘鸿儒参加第十一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开幕式。 　　“23年前的‘8?10’事件是证监会成立的直接动因。”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这一事件。 　　“中国最早的股票发行是一手交钱，一手买股，但卖不出去，因为人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后来，深圳市政府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党政干部带头买股票，一下子让股票成了热门事物。当时股票很少，只有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为了满足人们的购买热情，就采用发行认购表的方法。花钱买认购表，凭认购表的号码摇签，中签了才能买股票。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等单位宣布，计划8月9日发售13家股份公司的500万张认购表，凭身份证认购。全国的大户带着巨款和保镖去深圳‘扑表’，还雇了很多人排队，排了两天两夜。8月9日开始发售没一会儿，窗口就宣布卖光了，大部分人都白排了，很快流言四起，认为有暗箱交易。8月10日，数万股民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门外，并且发生了冲突。为了平息局面，深圳市政府又补发了50万张认购表。”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少参与发售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对股市）不管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没有来得及按部就班走程序，一下子就公布了。”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道。两个月后，证监会仓促成立。没有地方办公，就租房子;没有人，就从各单位借调;连办公用具都是现买的。 　　奠基者刘鸿儒 　　刘鸿儒25岁时曾去苏联留学。那时，火车从北京开到莫斯科要七天七夜。为了给学生补充营养，每节车厢配送了十大筐苹果，由各车厢的队长分发。一路上苹果烂掉不少，有的队长把烂苹果先挑出来削一削发给大家，有的队长则先发好苹果。刘鸿儒说：“结果，前者是一路上老吃烂苹果，后者却一直吃好苹果，最后才吃烂的。我从此得出一个选苹果的经济学道理：不能等，否则全都烂了。”30多年后，他在坐镇证监会时，一个鲜明的思路就是提倡先把好的国有企业挑选出来，改制上市。 　　证监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确定方针和指导思想。刘鸿儒请来海外专家，研究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以来股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最后我根据这个材料整理的发言叫《股票市场风险管理》，在证监会成立以后第一次全国证券监管大会上发表了。这是我们的工作纲领。”刘鸿儒说。发言中提出，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风险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一定要发展机构投资者;一定要不断地规范市场运作。发言还强调了一个观点：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后来有人将其上升为“基石论”。刘鸿儒说，这个发言报告是他工作几十年中花费心血、气力最多的一个。 　　证监会做的第二件事是立法，包括股票市场的监管条例，以及一系列配套法规和办法。第三件事是组织专家队伍。“我们访问过香港证监会。它之所以放在政府组成部门外面，就是要高薪聘请专家。这些专家执行政府的任务，但不受政府公务员的限制。”刘鸿儒说。 　　这三件事初步奠定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规范。“证监会初创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姓社姓资还在争论，刘鸿儒是顶着很多压力的。”李大霄如此对《环球人物》记者评论道。 周小川（左图）被认为是最有“明星相”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右图）时期，中国股市开启了全流通时代。 郭树清被戏称为“史上最高级别的股评家”。 　　1993年到1994年，沪指由1559点一路下跌到325点。如何使沪指恢复上涨并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成了那时证监会面临的主要课题。经过数月研究，国务院通过证监会出台了著名的“三大救市政策”――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救市政策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指即以上涨33%收盘，并带动了随后两个月的上涨。“这是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救市，这个政策在当时很必要，如果不救的话，就要崩盘了。”李大霄说。 　　市场派周小川 　　1995年，刘鸿儒卸任。周道炯接任，他突出的理念是“以规范求发展”，沪指在其两年任内涨幅超过100%。1996年12月，沪深两交易所规定：股价单日涨跌幅不得超过10%。1997年，周正庆接棒，其最得意也最受争议的就是用政策营造“牛市”。199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一份由他主导酝酿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引发了“5?19”井喷行情。沪指从1058点起步震荡上行，至2001年6月达到2245点的阶段高点。 　　2000年，周小川入主证监会。他被认为是最有“明星相”的证监会主席：年轻新锐、海归背景、学养深厚、思维超前。2000年春节后，周小川上任的消息一传开，开市第一天，股市几乎全线涨停。 　　周小川给证监会带来了市场化新思路。李大霄对《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