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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匿名捐款诠释慈善精神 　　1990年5月，中国青基会实施希望工程第二年。我们请青基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共青团中央给刚刚退休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写信，请他为希望工程题名。没想到，几天之后，我们就收到了小平同志题写的“希望工程”。这四个字挥洒苍劲，很有神韵，一直用于希望工程LOGO，并注册了商标。后来小平同志女儿邓榕来青基会捐款，告诉我：“我们全家都说父亲题写的‘希望工程’是他最好的书法。” 　　1992年6月，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有一天，后园恩寺甲1号（青基会会址）来了两个军人，到捐款接待室捐款三千块钱。捐款接待室工作人员请他们留下名字，军人说：“首长特别交代，不写名字。”？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留下捐款人的名字是我们的规定，不仅为我们，更是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与爱心的清单。”军人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请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10月6日，两位军人又来到青基会，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捐款2000元。 　　当时，工作人员已经感觉这位“老共产党员”来头很大。正好有几位解放军战士在捐款接待室做志愿者，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杨尚昆主席的警卫部队战士。一位战士悄悄说：“看起来像是邓家人。”等到两位军人离开，在旁边观察的海外部工作人员甘东宇便尾随他们，走到很远的地方，看他们上车，记下了车号。这就可以调查了，最后，确定捐款人就是小平同志。 　　南方视察后的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和鼓舞，也反映了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贯重视教育、对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殚精竭虑的焦灼心情。我到了广西，安排这笔捐款用于救助百色地区25名失学儿童。11月，百色25名受助儿童给邓小平爷爷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说：“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人民币，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些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儿童，我们都激动得哭了。我们的父母、老师知道了，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您的工作多忙呀，可您还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区山里的娃娃。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好近好近。”这封信在《右江日报》刊出，外界影响并不大。 　　小平同志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身体力行支持希望工程，不仅体现了这位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老区孩子的关怀慈爱，也反映了他一贯重视教育、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的焦灼心情。我记得他的反复告诫：“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的问题解决好。” 　　小平同志匿名为希望工程捐款，受助孩子给邓爷爷写信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一定要把它“捅”出去，让全国人民知道。可是，按照规定，如果没有经过有关报批程序，中央媒体是不能擅自报道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新闻的。怎么办？我请新华社专门做中南海报道的记者邹爱国来青基会。之前他已经写过一篇新华社通讯稿《中南海与希望工程》，但没有提到小平同志的匿名捐款。我向他介绍了小平同志捐款的故事，给他看了孩子们写的信。邹爱国激动得不得了，说：“这么好的新闻不报太可惜了！”没有批文怎么办？我建议，新闻稿开头就写“记者从中国青基会获悉”，有问题我们担着。 　　这篇新华社稿的新闻价值可以想象，从《人民日报》开始，全国所有报纸几乎都刊登在最显著的“报眼”上。当然，我们也碰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毕竟这么重要的领导人消息披露未经正式报批手续。后来，因为这篇报道从所有渠道上来的反应都非常好，非常正面，这事也就过去了。 　　南方视察后的邓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在祖国大地不胫而走，一位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支持希望工程的示范力量是无比巨大的。 　　在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捐款两年后的1994年6月，《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同志来到中国青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用以救助50名沂蒙山区的失学儿童。我向邓榕介绍说，今年1月，我们搞了一场义演，特地从百色把小平同志救助的孩子接来，在人民大会堂向邓爷爷汇报学习成绩。邓榕说，百色的孩子们给父亲写的信，老人家读了，很高兴。她还好奇地问我们是如何弄清父亲那笔捐款的，因为捐款时已说好不留姓名，只用“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她风趣地问，是不是来捐款的同志“泄密”了？我也据实相告：“他们守口如瓶。至于是怎么弄清楚的，这也是个秘密。” 　　邓榕还告诉我：“我们一家人都支持希望工程，母亲多次为希望工程捐款，今年她补发了4000多元工资，都捐给了希望工程，不过她也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她还说，母亲对希望工程和公益事业非常关注，经常会在饭桌上问子女：“你捐款了吗？” 　　1997年，小平同志的外孙女羊羊来中国青基会做志愿者，在基金会的宣传部门工作，工作非常热情努力。她曾去大同一家专门接收孤儿免费入学的希望学校待了一个星期。回来后，羊羊又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