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屈原认识的转变及其原因析.docxVIP

闻一多对屈原认识的转变及其原因析李乐平内容提要闻一多在其前期执著地认为屈原死之动机并非“忧国”而为“泄忿”或“洁身”，然而到了后期即在抗战的烽火中，他在肯定后者的同时，又终于肯定了前者。当然，无论肯定前者抑或后者，他的视角都和前人如刘安和王逸不同，尤其是他之屈原“忧国”说，跳出了传统的“忠君”和“爱国”认识为一体的窠臼而赋予了崇高的内涵即为人民鼓与呼。虽然说无论闻一多还是他人对屈原的评价都是托以言志的象征性“兴象”，然而却使我们从中看出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不唯不同时期不同境遇的文学史家对屈原有着不同的评价如两汉时期的屈原阐释，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会对其有着不同的认识，如闻一多便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1935年，闻一多在其《读骚杂记》中将历来关于屈原自尽动机的解释分为三说，即“班固离骚序》”之“忿怼不容，沉江而死”的“泄忿说”；“《渔父》的作者”之“宁赴常流葬于鱼腹……，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的“洁身”说；还有“东汉以来”所“渐渐注重屈原忠的方面”，而且“直到近人王树坍提出尸谏二字”所达到“这派意见……极峰”的“忧国”说。闻一多认为，“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唯“忧国则最不可信”。而之所以“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闻一多说这是“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缘故。他还说，“一个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