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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笔录之证据学意义探析 作者: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烟草专卖局　张俭洪 　　烟草在线专稿　　在烟草专卖行政处罚案件中，询问笔录既是执法人员调查取证这一程序性行为的体现，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明确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执法机关据此作为明晰案件事实、固化证据的手段之一，继而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而一旦发生行政争议，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诉讼机关又将以此作为裁定纠纷的重要依据。可以说，询问笔录在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集中地体现了执法行为的适法性、执法人员的法律水平以及案件证据的有效性。 　　执法人员应该如何认识“询问笔录”在行政处罚案件之中的角色，是目前在执法实践过程中需要强化的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如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因为处罚种类的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直接、浅显地导致相对人的“抗议”而引起争议事件，而在于它的程序性意义和证据学意义所延伸出来的“半隐性危机”可能性。笔者这里以“半隐性危机”来描述询问笔录的重要性，理由有二：一、鉴于目前基层单位所接触的相对人法律意识和水平的有限性，程序性的瑕疵或者违法很少引起相对人的注意，实体意义层面的是否侵权才是他们更为关注的领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询问笔录等程序性事项是被“弱化”的；二、一旦这种程序性事项被相对人所注意，而执法机关又恰巧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程序性问题，那么，即使最后的实体处罚是公正的，也将因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不合法导致整个处罚行为的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继而可能导致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失败。 　　因此，摆正询问笔录的重要性，发挥其完整有效的证据价值，实乃必需之举。 　　一、询问笔录中涉及的程序性事项 　　（一）告知程序 　　新《程序规定》的特点之一就是丰富和完善了告知程序的内容，明确了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行政处罚案件中的告知义务。《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了“一般处罚程序”中的“告知”：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并依法告知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行使陈述权、申辩权的期限。口头告知当事人的，应当将告知情况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字或以其他方式确认；书面告知当事人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四十三条向当事人送达告知书。 　　可见，立法者在立法之初已意识到询问笔录对于告知义务履行情况的固化作用：虽然法律允许“告知”以口头的方式进行，但仍然需要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而法律规定的书面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询问笔录中予以体现；另一种是制作专门的告知书予以送达。但后一种目前执法实践中采用的较少，以前一种告知形式为主。 　　具体而言，在询问笔录的制作阶段，执法人员需要告知以下内容：一、在询问的开始，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如实回答询问的义务及违法该项义务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告知当事人拥有回避权；在询问笔录的结束，告知当事人违反的法律条款。 　　（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为保证执法过程的客观、公正，法律规定除简易程序之外，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行为过程中不得少于两人，包括市场检查等现场调查环节，也包括询问当事人、证人这一后续调查环节。体现在询问笔录中就是询问人员的签名记录、询问开始阶段的示证、表明身份记录。同时，这两名询问人员的身份要求还包括不得与该案件有利害关系。 　　（三）涂改部分的确认 　　关于询问笔录中涂改部分的签字确认是本次新《程序规定》予以重点强调的内容。新《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询问笔录必须由被询问人核对确认，笔录有差错、遗留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涂改部分应当由被询问人签字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可见，询问笔录的修改是适应需要和法律允许的，但是必须遵循必要的程序：一、必须以签字或者其他方式确认；二、确认人必须是被询问人，包括当事人以及证人，也就当然排除了执法人员对于涂改部分的确认权。其立法之意就在于避免执法机关根据“需要”随意更改笔录内容，对相对人的权利和“案件真实”造成影响，同时也是询问笔录作为一种法定证据在真实性方面的内在要求。 　　二、询问笔录的证据学意义剖析 　　如何突破这样一种认识：制作询问笔录仅仅是一种案件调查取证行为，而从证据学理论意义上去探讨其价值和要求，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般认为，证据是以各种材料为载体的，反映案件特定的事实，并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与否的事实。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是证据的三大特征。前两者是对证据内容的要求，直接关系到证据的证明力，而后者则是对证据的取证形式和程序的要求，直接关系到证据的采信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后者的有力诠释，无论是在刑法上还是在行政法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应用。在行政法上，这种应用主要表现在对执法机关取证期限的的限制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