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日本电影战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docVIP

应对日本电影战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肆拍摄美化侵华战争、丑化中国的影片，对中国发起了电影战。这对于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动，以及该运动前两波浪潮的抗日影像与此后国防电影的拍摄，均具有重要的激发意义。 　　[关键词电影战；左翼电影；应对 　　[中图分类号] J9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8-0019-04 　　“电影战”一词初见于全面抗战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放映大量所谓的“国策电影”，以配合其军事入侵。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实施的“文化战”、“宣传战”对电影领域的扩张。[1]事实上，日本早于九一八事变前后，就对中国发起了旨在美化侵华战争、诋毁中华民族的电影宣传战。中国电影界及时发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动向，左翼电影运动对此作出了针对性的回应。 　　反帝反封建，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本质内涵。这其中的反帝，是激发这场新兴电影运动的催化剂。1930年初，鲁迅译出日本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昶所著《电影和资本主义》一书的“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部分，另取题名为《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并作《译者附记》，笔触直指“欧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电影进行文化侵略的实质。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面对民国肇建以来前所未有的丧土失地，中国民情骚动。电影作为近代科技催生的第八艺术，对社会民众具有强大的宣传教育功能，电影从业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这在1920年代末中国社会已成共识。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上海后，摄制抗日影片的呼声很快成为中国电影界的时代最强音。《影戏生活》杂志一时间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一致要求各影片公司摄制抗日影片。[2] 　　与此同时，日本早就开始摄制辱华影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记者和摄影师，反映齐齐哈尔攻略战、辽锦攻略战，以及占领齐齐哈尔和辽宁锦州后的“辉煌战果”的纪录片，在日本接连不断地上映；大阪每日新闻社还摄制了一部带有故事性情节的电影，名为《守卫满蒙》，形象地强化了满洲是日本国防第一线的思想灌输，大涨了日本国民的好战气焰。[3] 　　随后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更是刺激中国电影人危境奋起，前所未有地投身到抗战影片的拍摄中去。当年上海的电影公司几乎都派出摄制组拍摄淞沪抗战的新闻纪录片。联华、明星公司分别推出了鼓动抗战的动画片《血钱》、《民族痛史》。值得关注的是，联华公司还赶制了抗日故事片《共赴国难》，同年8月公映，实现了相关影片零的突破。 　　然而，日本对华实施电影战的动向变本加厉。据《电影与文艺》刊文揭露：“日影界排华，全国总动员，摄反宣传影片，两年共计七千余种，迷惑世界众听”，并重点介绍了：（1）《空闲少佐》，根据被中国军队击落的日本空军小队长事迹摄制的影片；（2）《肉弹三勇士》，根据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日军三工兵怀抱爆破筒，为日军开路阵亡的战事创作，由于题材抢眼，引起日本各电影制片厂竞摄，据说截至3月12日，该题材已摄制157部之多；（3）《护祖国》，该片的摄制动用了日本海、陆、空三军，出场人员多达两万余人。此文在该刊第二期连载，又罗陈了铁道省赞助拍摄的《辽西之一扫》、《义勇军之末路》、《破邪行》、《皇军之威容》等镇压东北义勇军的电影，文部省赞助拍摄的《北满之落花》、《大和樱花遍满洲》等宣扬侵华影片，还有陆军省在满洲筹建大规模声片公司的消息等（《全国总动员摄反宣传影片》）。[4]最后，作者辛茹作了相关统计：“日本内务省上周发表满洲，上海事变关系之影片数如次”：1931年1月至9月20日止，影片种数为1378种，1931年9月21日至1932年8月31日止，影片种数为6221种。[5]两数据相加，果真是超过七千之数。 　　正如时人许美埙指出的那样，这是日本电影走向法西斯化的鲜明例证。[6]日本的相关摄制为其侵华战争作美化宣传，对内具有鼓动侵略的功效，对外则是混淆视听，有意误导国际舆论。为此，反击日本侵华宣传之于左翼电影运动任务愈显紧迫。 　　囿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国民党中宣部6月间发布了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告”，连战争与革命题材亦在禁摄之内，[7]这使得进步电影人摄制反日影像困难陡增。 　　尽管阻力重重，左翼电影还是将反日主张投射到大银幕。在1935年底“国防电影”的口号兴起之前，以捣毁艺华事件为分水岭，左翼电影运动呈现出两个波峰，有关影片与抗战影像情节如下： 　　1.《三个摩登女性》。穿插：男女主人公投身淞沪抗战，有了第一次相遇；周淑贞要张榆接触社会底层，二人走过战争瓦砾。 　　2.《挣扎》。结局：冯根发出狱，适逢淞沪抗战，遂参加义勇军，他谨记“杀敌人的枪，不应该拿来报复私仇”，放过了自己的仇人，最后战斗而死。 　　3.《春蚕》。结局：蚕茧丰收，却因上海战事（实即淞沪抗战）只能到无锡贱卖。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