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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群众理性表达民生诉求 　　让人民群众表达各类民生诉求，是当前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问需于民”的客观要求。当然，党和政府不仅要建立畅通有序的民生诉求表达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权益有保障，而且要注意运用法治思维，正确引导群众理性表达民生诉求。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人民群众的各类民生诉求也日益增多。然而，用各种法外方式表达诉求、“信访不信法”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出现“以命抗争”等极端维权事件，这不仅无助于民生诉求的有效表达，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成为法治建设的一大阻力，应给予足够重视。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传统文化心理影响较深，“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出现纠纷化解等诉求，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求法律方式解决，而是在第一时间托熟人找关系，寻求权力的消解和庇护。其背后是一种传统文化心理，即，相信人情可靠，不信法律权威；迷信权力，不信法律。这种心理催生了权力寻租，助长了人治发达。正是基于此，不少群众“信访不信法”、“唯上不唯下”，采取封门堵路、哭闹、打骂、喊冤、服毒、自残等极端手段，试图扩大事态，制造轰动效应。一些群体甚至跨区结伙串联，选择政治敏感时期、重大节日期间集体群访，制造影响和事端，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和影响。 　　――法律权威还未完全形成，公权滥用现象仍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法治观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官员在决策时顶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缺乏捍卫法律的精神；部分执法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对法律也不够忠诚；少数基层干部、行政执法人员没有完全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法规，存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缺位越位、违反程序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导致一些群众到相关部门反映问题，部门相互推诿扯皮，群众有怨无处诉、无法诉，最后病急乱投医地到处上访、闹访、缠访，加大了矛盾纠纷化解的难度。 　　――法治宣传教育不够深入，全民爱法护法的习惯尚未养成。当前，如何引导群众依照法律程序表达民生诉求的工作做得不够，导致群众形成一种“大闹大得、小闹小得、不闹不得”的畸形心态。一些政府部门经常“运动式”地治理信访问题，关键时期怕上访造成恶劣影响，全面动员、全员参与，集中解决突出、尖锐的矛盾纠纷，调动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做工作”买平安，从而使一些群众对法律失去信仰，在心目中造成“政府怕我上访”的错误观念，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不依法解决问题，宁愿以身试法去“撞南墙”，最终导致“有理的要上访，无理的也要上访，特殊时期更要集中上访”的局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遗毒，还是当前公权滥用的积弊，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革除。因而，引导人民群众理性表达民生诉求，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培育公民法治观念，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第一，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在全社会树立法治基本导向。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就要求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正常的渠道表达民生诉求。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各级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不断解决群众合理利益诉求。同时，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格依法办案，“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健全权责一致的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努力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第二，强化基层治理，夯实法治基础，在基层大力培育公序良俗。要从区域实际出发，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理理念，在广大基层大力培育、宣传公序良俗，把“政社互动”、“邻里自理”、“街坊共治”作为基层治理的新模式，和谐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传统民事矛盾纠纷，从源头上为群众解忧。积极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全面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诉求畅通，及时获得有效法律帮助。 　　第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