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标签式公众认识来源的探析.docVIP

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标签式公众认识来源的探析 　　【摘要】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继毒品犯罪、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从法学视角来看，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标签式公众认识是在标签理论指导之下特定社会群体通过主导舆论及主流价值观对人的心理进行直接干预的群体性观点。这种群体性观点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影响是直接而重大的。本文意在通过探寻标签式公众认识的来源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指导。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标签式公众认识；家庭因素；学校因素 　　未成年人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不独立的个体，其生活成长受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的影响极大。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标签式公众认识的来源主要锁定于两个渠道：家庭和学校。 　　一、家庭是标签式公众认识的主要来源之一 　　家庭是未成年人出生、成长的园地。相比优越的物质基础，父母对孩子心理上的照顾其实更为重要。尤其是未成年人最重要也最易出现问题的青春期，青春期分辨力差、易情绪化，在这个阶段家庭更需要的是父母、亲人的教育和安抚。[1]从法律角度看，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负法定责任，即使未成年人脱离了父母的控制，处在学校或者其他社会环境之下，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和教育的责任也只增不减。从“亲子依恋”理论看，家庭对未成年人犯罪起预防和控制的作用，未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越密切，越有可能认同和依恋父母，越不可能出现犯罪行为。[2]该理论强调了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认同感是减少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条件。但笔者认为，亲子依恋理论是建立在对父母品性端正、教育有方的美好假设之上的，而现实是教育方式失当、家庭结构不完整等家庭因素使得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为未成年人提供值得认同和依恋的家庭环境。甚至，有过犯罪史的父母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的几乎都是消极的影响，家庭因素可能成为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标签式公众认识的直接来源。 　　通过分别对宁夏劳教少年管理所、西安市少管所、太原市少管所三所少管所进行走访，笔者不难发现，家庭因素对标签式公众认识的产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父母的犯罪行为使未成年子女难逃被恶意“贴标签”的命运 　　在受访者中，“小偷的儿子”汪某表示，自己在小学的时候从没有过盗窃行为，但是同班同学叫他小偷，甚至连亲戚家的孩子也疏远他。汪某声称，自己本已认为父亲的犯罪史使其蒙羞，不愿意被人提及，因此当身边的人因此排斥他时，他更是对这种标签式的公众认识产生抵制情绪，一听到有人叫他“小偷的儿子”，他便会怒火中烧，控制不住自己。最终，他因为抢劫罪锒铛入狱。父母、家族的违法、犯罪行为容易造成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家庭结构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实现，造成家庭失去应有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互动功能。本来因为父母的失足导致的破碎家庭又使得无辜的孩子背负舆论压力，这对于未成年子女和整个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 　　（二）家庭情况异常招致标签式公众认识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笔者注意到，家庭情况异常的未成年人更容易招致“坏孩子”标签式公众认识的消极评价。家庭情况异常包括许多方面，比如家庭异常贫困、家庭结构残缺、家庭采用极端的教育方式、家庭成员的情况异常等等。例如，贫困家庭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往往较差，犯罪诱因增多。由于未成年人的家庭经济状况窘迫，其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会相应较差，因此未成年人接触不良文化、不良同伴的几率相应增加，犯罪的诱因也增多。[3]因此，更多人有理由相信，这种异常的家庭中走出的孩子在生理或心理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在对异常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公众评价形成时就偏颇地为其贴上了“坏孩子”、“有问题”的标签。似乎是被我们称为“卫道者”的社会群体更容易给未成年人“贴标签”，这些贴标签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远不是一个未成年人可以撼动的，也就是说，无辜的“坏孩子”们没有反抗的机会，他们不战而败。 　　二、学校是标签式公众认识的主要来源之一 　　学校是知识的摇篮，更是未成年人思想成熟的园地，也是未成年人初入社会的第一站。可以说，学校是未成年人在家庭启蒙教育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成长环境，学校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师和学生的个人素质、思想品德都会直接影响到在校学生人格的行程，学校于未成年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学校自然是标签式公众认识的形成地和扩散地，这与学校和在校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系密切相关。学校是标签式公众认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老师是标签式公众认识的主要源头 　　教学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中，老师在师生关系中起主导地位，老师的言行举止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其身心成长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在对少管所的少年犯进行访谈时，我们发现，许多少年犯在言谈中透露出对老师和学校教育的反感。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