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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儒家伦理遇上企业精神 　　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先生已经去世，外界也在关注新加坡未来的走向，这个城市国家是由多个种族和文化拼接起来的。笔者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光耀的政治哲学思想：有儒家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实现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边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 　　新加坡已经打上了浓厚的李光耀烙印，李光耀本身也代表了新加坡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李光耀自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是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让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东方的伦理道德相互融合，以让新加坡可以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东亚经济奇迹被普遍关注的时候，新加坡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思想选修课，邀请全世界知名的儒家学者前往新加坡考察并提出建议，杜维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就是这次考察的成果，其中既包括演讲稿，也有与新加坡各界人士的交流，通过观点交锋，我们能感受到30多年前的新加坡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状态。 　　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是新加坡或者李光耀的高明之处，将多元文化锻造成新加坡的世界视野，这是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给世人最大的启发。在世界秩序剧烈变迁的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国家面临着文化价值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本土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依然让很多国家困惑，犹如30年前新加坡的困惑与挑战一样。 　　以儒家重塑新加坡？ 　　当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发布将把儒家思想列入中学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质疑。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接受儒家思想，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并不是个华人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李光耀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没有界定其种族或者文化的归属，其实这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关键条件。 　　为了融入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英语变成了最重要的语言，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融入世界，就需要接受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等到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母语，也就是华语就变得重要。如果在一个英语世界里推行儒家思想，会有很多困难，语言可以相互翻译，但是思想有不可翻译性。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只是六门选修课之一，即便如此，新加坡人还是对儒家思想是不是包含着文化沙文主义抱持戒心。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伴随着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讲演的始终，这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东亚局势的特征。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但是并非中国独有，一种堪称文明的文化必然包含着普世性，就像没有人追究基督教是哪个国家的一样，儒家思想已经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东亚文明的思想资源，至少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儒家思想被普遍接受。之所以担心儒家思想的“中国性”，也源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等级性的皇权政治体系与儒家思想绑定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区分清楚，而这种政治体系并非新加坡想要的。 　　何为儒家思想？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伦理的儒家，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的儒家，以及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人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作为意识形体的儒家思想，新加坡要推行这种思想吗？并非如此。儒家思想更深刻的内涵在于它是一种伦理体系，关于学做人的学问，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也就是如何让一个人做好人。 　　这正是新加坡想要推广的，就像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传统中的自我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实体。相反，自我被看做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能动的发展中心。” 　　儒家的平等与民主 　　儒家思想中非常关注人在群体中的成长，个体的发展是按照同心圆的结构不断扩散的，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的成长是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西方的个体主义，东方的个体更具有团体的色彩，但理想的儒者是开放性的，同心圆最终包括的是整个世界，因此，儒家思想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有终极关怀的。 　　新加坡要接受的也是这种伦理，包括儒家的礼仪，当然，一种思想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扭曲，比如父慈子孝，这是双向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很容易变成父权优先，父子之间变成了非常有压制性的等级关系，百善孝为先，这种说法里面的孝已经变成完全的服从。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着这种等级性。杜维明、余英时等各位儒家知识分子都强调了儒家思想内涵的平等与民主，比如说孟子的“革命思想”，如果君主做得不够好，那就失去了天命。 　　儒家思想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一文化圈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在言谈举止上，各种文明之间有时候很难趋同。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人，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就有儒家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寻根也就变得越来越热切了。 　　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