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能永远陪我一起玩了”.docVIP

“终于有人能永远陪我一起玩了” 4：2：2模式 　　五一假期开始之后，周鹏就不再奔忙出差，他选择了留在广州，陪在越来越接近预产期的妻子杜梅身边，静静地等待第二个孩子的来临。 　　去年春天，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周鹏从报社离职只身前往云南双廊开了一间客栈，成功转型当老板。经过一年多的辛苦运营，客栈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自己也很享受在广州和云南两地来回奔忙的感觉：一个月呆在广州，第二个月就在云南，这种生活的确很让人羡慕。 　　但妻子的怀孕让他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拐了个弯。周鹏坦承，去年夏天当他得知自己将要有第二个孩子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心想完了，家里好不容易才将女儿拉扯大到读小学，可以稍微轻松点了，现在又要陷入到第二个轮回。 　　2014年初，为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全国各地陆续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 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有106.9万对申请生二孩。而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周鹏的妻子杜梅（化名）开始有了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尽管现代家庭成员间相互联系、依存、补充的角色关系仍然存在，但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趋向专一，家庭成员间的角色过于简单。亲子、夫妻、祖孙等成为主要的亲属和社会角色，而以前常见的妯娌、连襟、姑嫂等关系则比较少见。 　　在“只生一个好”的计生政策下，独生子女这一庞大群体的性格特征也为人关注。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称，1979年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互信程度较低、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情绪上更为悲观”。 　　“单独二孩”政策尽管只会给家庭增加一个新成员，但家庭成员会拥有更多的角色类型身份。数据资料显示，中国现在约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家庭结构模式为“4：2：1”，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优化了这一家庭结构，使之呈现更加稳固的“4：2：2”模式。 　　虽然也有学者质疑“单独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实质性影响，但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二孩政策放开之后，给了正值生育年龄的夫妻（他们大多于1970年代之后出生）再多拥有一个孩子的机会。在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符合“单独二孩”的中国夫妻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而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北京大学教授，人口学博士乔晓春看来，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无论从家庭结构上、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上、从子女之间的交流上，包括子女教育和子女发展上，都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一些弊端。因为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唯一孩子，容易造成家长对孩子过度供给，溺爱孩子。“二孩”的到来，改变了家庭的环境，分散了家长的关注和关爱，可以使家庭教育回归理性。 　　但事情似乎总不会一帆风顺。据新闻报道，就在今年1月份，家住武汉徐州新村的王先生和肖女士就因为13岁的女儿的反对而放弃了生二胎的计划。而《南都周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亦有不少已经生育或者准备要二孩的父母，因为第一个孩子对弟弟妹妹的排斥情绪而焦头烂额。 　　“我们怎样做父亲”，这本是1919年底鲁迅先生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一百年后，它又以新的面目出现，考验着周鹏和那些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现在又因为“二孩政策”的放开而有机会拥有多一个孩子的中国父母。 　　那些已经走出“生还是不生”这个纠结的家庭，怎样从原来的“三口之家”顺利过渡到“四口之家”的家庭模式，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二个难题。 争玩具还是换玩具？ 　　自从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关于生不生二胎，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第一，必须有相处好的公婆；第二，必须有能帮忙的爸妈；第三，必须有靠得住的老公；第四，必须有懂事的老大；第五，必须有足够的假期；第六，必须有能足够让你任性的钱。满足以上六点你就可以安心放心宽心地生二胎，否则建议慎重考虑。 　　而具体到周鹏和杜梅，他们之所以想多要一个孩子，一是政策允许，而家里的经济条件尚可；二是觉得如今已经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小凌，在家里需要有一个年纪和辈分跟她比较接近的同伴。 　　目前小凌读小学一年级，除了起床穿衣吃早餐等生活起居是自己独立完成之外，无论是和同学还是小区里的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也相处得颇好，连上学也不用大人接送操心。大人们对她唯一的担忧，就是觉得孩子在家里太孤独了。 　　“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压抑。父亲粗暴简单的教育方式和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观念，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的童年。”周鹏说，“还好有哥哥陪我玩耍，否则真的可能就扭曲了。”对于过去一年多忙于创业的周鹏来说，虽然第二个小孩的到来打乱了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规划，但当妻子跟他提出多要一个孩子的想法时，他表示了认同。 　　两个大人在观念上达成一致之后，剩下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