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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的叙事艺术 　　摘要：《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强势归来。“碎片化”的蒙太奇剪辑，以及每集作品结构的处理，使作品饱含张力，影像诉说着导演对日常人情人性诗意的理解，她已经超越了现实生活本身，达到了一个文化符号意义的世界，而这一世界对人文情怀及对意识形态的观照尤为深刻。 　　关键词：饮食；结构；平民美学 　　“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历来便是讲究“吃”的民族，从最初的劳动狩猎，以食裹腹，到现代生活节奏下的一日三餐，千百年来，食物就像一本书，记录文明，传承文化。《舌尖上的中国》（下称《舌尖》）因食成题、从食出发，依据食物所包裹的内涵汇聚成影像叙事的结构，在介绍美食的同时，表现出了诗意的人生境界。 　　一、影像叙事的张力结构 　　剪辑，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一代电影大师格里菲斯开创了蒙太奇手法，因而产生了剪辑艺术。剪辑，是影片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最后一次再创作，是影片制作环节的重中之重。 　　作为系列集纪录片，《舌尖》有别于一般纪录片长镜头的还原风格，他创造性地运用“碎片化”的剪辑手法，在按生活本来面貌叙事之中，诞生了强烈的节奏。把处于“碎片”状态的食物搬上荧幕，加以蒙太奇处理，从而产生了镜头之间自由组合的效果，呈现出“1+12”的视觉感知。此外，选择镜头的入点和出点，处理镜头的长短，制作出具有空间停顿感的运动画面，如《脚步》一集：“使用5米长的钓鱼竿，6米长的鱼线，捕捉10米开外不足5厘米长的猎物”，这一画面形成了跳跃、速度、紧张的视觉观感，产生心理节奏。高速摄影机里的镜头在蒙太奇剪辑后，变得紧张而又神奇。 　　香港电影理论家林年同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电影的情节组织，有一种连贯绵延的，交替的，变迁的，流动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具有游’的美学性质的离合引生的思想”[2]这里，《舌尖》恰到好处的把握了其情节设置，呈现出了知性的美学追求。 　　首先，对每集作品结构一一做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尽管这种精心的处理有时候看似恰恰是杂乱无章：同一种食材走遍大江南北，如东山到上海的鲍鱼，珠海到成都的石斑，广西到北京的蔬菜，昆明到新疆的菌类等，或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制作过程中、餐桌上，我认为这种空间上的跳跃性的结构安排，不仅不会有失章法，反而有利于观众更好的通过内容了解主题。再者，《舌尖》在时间的整体安排也值得玩味。通过各种叙事和手段努力传达出一种历经时空沧桑的情感体验，通常是借助字幕，画外音加以明确交代，这些外音乐的运用，打破了影片叙事世界的封闭，仿佛是在诉说，努力营造一个充盈丰满的抒情世界，“脚步”最能代表时间的流逝，它的结束语设置便升华了时间：这里食物化为一种味道，一股力量，每天三次提醒着行走在路上的人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一种沧桑感莫名而出。 　　二、影像叙事的诗性结构 　　《舌尖》调动了味，形，色等综合元素，把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营造的生动可人，它像是双无形的手，牵引着我们，感知日常人情人性的深情。 　　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层面，生活的魅力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每一次真诚的诉说。随着《脚步》，我们来到了贵州省的偏僻村庄，走进了苗族女孩李建英的内心：“这是半年来外出打工的父母父母第一次回家”，母亲余高里――广东的打工妹，因家中农事和制作腌鱼回家劳作半月，半个月后，腌鱼制成，团聚的晚宴意味着离别的来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着眼于人生的悲欢离合，最易于抒发情怀，特别是当影片中的这些离合又与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更相结合，在宏观的视角支配下，把历史的定律、无常的命运，摆在人的生活面前，使每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人感受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其中所蕴涵的无奈之感便被呈现得愈加深刻。“但我舍不得他们离开”，这时女孩的侧脸出现在镜头中，眼泪流了下来，从人类学角度看，人体语言能够以特有的符号补充文字和声音的未尽之意，这个镜头深入而细腻地展示了女孩最真实的情感状态和生存期望。 　　用影视视听语言表现味觉体验，用味觉体检呼唤心灵沉睡的力量，这一通感策略的采用使作品饱含张力。一边享受美食画面，一边聆听解说词，感觉器官分隔界限被打破，激动之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感人之处仿佛自己和剧中人融为一体，声泪俱下。而这时，导演往往会调用了自然山川等众多生命因素，抑或利用急剧变化的气候条件来先渲染情绪，在人类情感的表达上，由于有了自然界这一中介，才表现出了极致。《舌尖》，透露出“天人合一”的理解，人类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被自然人情化、人性化了，自然与人类相与为一，回归到一个充满生趣，通体明净的生命本源处，构筑了一片诗性盎然的世界。 　　三、文化符号意义上的食物 　　从影像结构的张力表达和诗意诉说两方面，可以看出纪录片已经超越了现实生活本身，升华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意义的世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研究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