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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共产党是全民抗战旗帜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全民族抗战的最前列，以自己的正确思想指导抗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支撑抗战，以自己的钢铁意志稳固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光辉旗帜，不但在争取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成为推动近代中国走向光明的先驱模范。 　　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集全国之力、坚决抗战的主张，并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不断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实现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著名学者梁漱溟说：“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毛泽东的“熬”和蒋介石的“拖” 　　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方略，即“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但是他们并没有拿出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人民抗日的良策，而且战争指导基本建立在一个“拖”字上，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英等大国参战所带来的战争形势逆转上，是一种被动的战略。 　　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科学剖析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精确预测战局发展趋势，全面阐释了持久战思想。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强调了“熬”的战略，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我强弱的转变。 　　毛泽东的“熬”和蒋介石的“拖”，一字之差，内涵天差地别。毛泽东的“熬”，把最后的胜利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完全主动的战略。因此它让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使人民拥有了持久抗战、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它不但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日，而且最终“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出了抗战的胜利。 　　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前提是动员组织民众进行抗战，“熬”的战略获得成功的基础也是动员组织民众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大公报》随军记者张高峰曾写过一篇《有问题的战场》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原因：“没有民众的军队准打败仗，没有民众的战场只能放弃。”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不是国家的执政党，也不具备动员和整合全国资源与力量的条件。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是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抗战时期，无论是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共产党人都是播火者，都是动员抗战、组织抗战和坚持抗战的领导者。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动员了最广泛的民众参战，而“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上的”。 　　八路军的“做眼”与日军的“吃子” 　　中国抗战的过程演变，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人民军队进入战场时力量单薄，八路军只有4.6万人，新四军只有1.03万人，如果不能洞悉战局、正确使用，不但无法发挥作用，而且会“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将弱小的红军投入正面堵击日军的阵地战，认为“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八路军迅猛地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推进，向由于日军进攻而造成的各派力量真空地带前进。这一战略被称作“敌至何处我至何处”，后来又被概括为四个字“敌进我进”。太原、上海失守后，毛泽东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八路军迅速依托管涔、太行、太岳、吕梁山脉在日军战线翼侧完成战略展开，在山西的四角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战略支点，完成战略布局。随后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举推进，经略中腹，将由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则迅速展开于大江南北地区，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拉开帷幕，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逐步形成。 　　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敌后战场，每一块抗日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各个根据地又相互联系，对日军构成了战略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