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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 来源： 教学论专业委员会2008年年会论文 作者： 王策三 ??????????????????????????[字体：大 中 小 ] 摘? 要：有论者主张要像新中国教育的早期建设、学习前苏联教育学那样，来开展“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同时宣称，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科学“汲取的是前苏联教育科学的糟粕——凯洛夫教育学”，它应该并已经被“抛弃”。这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科学根据？值得认真研究。课程教学论当前面临这个现实重大课题。这两件事情或两个“运动”不能等量齐观，不可同日而语，很难相提并论。凯洛夫教育学反映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规定性，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教育实践规范，是现代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成果。虽然它本身有局限和缺陷并时过境迁，但具有基本合理性，至今仍有意义。“新课程理念”反映了对现代学校教育局限性的忧虑和改革设想，有一定思想启发性和积极成分。但是它矫枉过正，本质上不符合现代学校教育基本规律，且思想驳杂，含混模糊，缺乏实践操作性，不能指导课程改革。基于理论和实践品格、意义和历史命运的强烈反差，两者在中国的境遇也截然不同：建国初学习凯洛夫教育学过程中虽有缺点，但主要产生了积极正面效应；“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脱离学校教育实际，并采取“大破大立”的激烈方式，不符合教育改革特点。因而时间或短或长，代价或小或大，人们终究不会完全接受。其理论是非和对实践的消极影响需要严肃反思检讨。 关键词： 凯洛夫教育学；“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现代学校教育 一?? 从一番议论谈起 有的倡导“新课程理念”的专家发出这样一番议论：“课程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准备和配套经费的支撑。如果说，没有建国之初大张旗鼓地学习前苏联教育学的运动（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和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没有新中国教育的早期建设，那么，建国以来的第八次(从教育思想和课程范式转型的角度说，是第二次)国家规模的课程改革，倘若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没有新一轮强有力的概念重建运动（同上），没有必要的配套经费的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1]这似乎是主张：我们国家和全社会应该像当年学习苏联教育学那样，来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亦即学习“新课程理念”的运动。[2]（经费问题另论）同时，专家在这同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国解放以来的教育科学“汲取的是前苏联教育科学的糟粕——凯洛夫教育学”。[3] 这就是说，“新中国教育的早期建设”，原来是汲取凯洛夫教育学糟粕，可又把“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汲取……糟粕”相提并论。 这些说法，好像在逻辑、语法、思想上都有些混乱、矛盾，让人不好理解，姑置不论。重要的问题是，“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是否具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和现实可行性？凯洛夫教育学果真是“糟粕”、“已被抛弃”？而“新课程理念”，能不能说它是“史无前例”的、“创新”的、指导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正确理论？[4] 讨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对“新课程理念”，还是凯洛夫教育学，都应该给予科学评价。这关乎尊重一切人类智慧，昭示正义公正；也关乎维护和弘扬真理，澄清和拒斥谬误；还关乎作出合理选择，正确作为，不致盲目行动，走偏方向。就“新课程理念”而言，它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广泛的思想来源、一定的现实基础、部分的道理，应该重视它所提出的问题，汲取其积极成分，肯定它在整个教育学资源中应有的地位。而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传播很长时间，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影响深广。关于它的评价，更有着特殊的意义。[5] 已故的著名教育学家陈元晖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总结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时，就曾经指出：“对凯洛夫的《教育学》应有一个适当的评价，这是总结教育学理论的70年发展中的后40年的（20世纪50—90年代---本文引者注）一段历史经验所不能忽视的”。同时，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件事情“也是不能再拖延下去的”。[6]如今，又过去快20年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还很不够，甚至本书没有重印再出版，[7]很多的人对它难以具体了解和系统研究。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建国后数十年间，教育学领域许多理论问题，包括凯洛夫教育学在1958年和十年动乱期间曾经先后两次受到大批判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达到极致：打翻在地，全盘否定，根本不是进行科学分析的学术批判。它是跟“左”的思想相联系的，是跟批判、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也是跟当时“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实际情境相联系的。但是，对如此重大问题却未能认真反思、汲取教训、得出应有的结论，而是为世人淡忘，沉寂无闻。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诸多领域开展得比较有力，而在教育界则开展得不够；触及到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