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世界的流放者归来.docVIP

商业世界的流放者归来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本迟到的书。 　　20多年前，七零后一代还在大学的时候，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作品《流放者归来》，是当时人文学科毕业生都津津乐道的――当然，全部读完此书的人肯定是少数。 　　这是一部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里，读者可以看到发生在此书写作之前的过去50年中的一次知识史上和社会史上的大转变的痕迹。而《喧嚣与轮回：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的出版，显然有着类似的雄心。 　　从商人――更准确的说法是企业家――的角度来观照1950-2012年的商业大事，这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从本书上下两册40余万字的字里行间，读者能够体验到商业在中国过去60年的心跳与体温。 　　1950年至1977年，商业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很边缘化，商业活动不是社会的主流，商业人物不是社会的中坚，商业事件不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即便如此，在这近30年的时光中，依然有一些影响了未来中国商业格局的人物和事件值得记录。 　　他们也许是红色资本家，以实业报国，他们中有陈嘉庚、卢作孚、王光英、荣毅仁；他们也许是勤勉的劳动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传奇，他们中有史汝楫、王选、王进喜；他们也许是政治家，左右着一时的时局发展，他们中有陈云、陈永贵、郭凤莲…… 　　即便是在商业环境一片荒漠的年代，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新中国的商业发展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产生了无可磨灭的影响，他们是铸就历史的棋子。 　　到了1978年之后，中国的商业虽然还是进一步退两步地生长着，但是更加狂热的商业化浪潮席卷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引擎之一，越来越多的商业人物跃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和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简单地列一个名单即可体会最近30年中国商业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倪润峰、仰融、禹作敏、史玉柱、任正非、褚时健、马云、顾雏军、宗庆后……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是重量十足、星光熠熠，但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商人、科技、改革者……也包括声名狼藉的冒险者与“忽悠家”。这些人物和他们引发的潮流化作我们熟知的细节。每一粒商业的种子，都如同一颗酵母粉末，体量轻微、功用巨大。 　　历史具有延续性，说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无商时代”未免太过夸大其辞，但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人类总是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得出最适合自己的结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对立的思维，凡是和资本主义有关联的，凡是打上了个人印记的私有产业，统统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列。大而统一的思维模式束缚了产业调整的步伐，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工农业掀起建设高潮的时候，中国的商业建设一度停滞不前，行政命令代替了商业规律。 　　直到1978年后，商人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从跑龙套到担任主角、从“无商不奸”的社会认同到“为富也仁”的同理心，这个过程漫长也反复，但是趋势大体不变。 　　可想而知，在时下中国，光是收集和梳理这些内容，就是在布满地雷的灰色地带推进的芜杂工程。 　　而后，要瞻前顾后，勉力维艰地书写这些在时空洪流中不断出现又瞬间被淹没的人和事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工作。 　　但是，作者固执地以为“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将来”，越是时光流逝，对那些过往影响着新中国商业进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分析整理就越为迫切。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美国的近现代，有一个富有历史宿命感的现象――人口的集中增长会带来一个国家的商业繁荣。 　　中国也有这样的人口出生潮，1962年是这股潮流的开端。这年之后，持续20年的生育高峰期，中国约有4亿多婴儿诞生。从这批婴儿成长的历史轨迹来看，他们出生于“文革”的六七十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 　　这些婴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中国政治局面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变。 　　他们比父辈幸运，没有遭受战火和政治运动的劫难，因此大都有机会接受比较完整的教育。比之他们的独生子女，他们又经历了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大局，新旧两种思潮的影响让这批人既有变革的热情又有守旧的心理：守旧是因为听从了父辈的谆谆教诲；变革热情则体现在消费习惯上，他们受到了下一代新思维的影响。 　　同样是这股婴儿潮中的一部分群体，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企业家群落。而当他们沉湎于新中国成立初的激情岁月时，改革的新鲜空气潜移默化地开始占领他们的思维领地。而后几十年又恰是时势造英雄的良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