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新型國际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doc

“碳政治”，新型国际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碳政治”：20世纪60年代全球青年运动的遗产 20世纪60年代是全球红色革命的年代。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紧接着是波及欧洲的“五月风暴”和美国的民权运动。 如果以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标准，这场激进的青年运动并没有对现代政治体系产生根本性影响，以至于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将“五月风暴”看作是一场充满革命梦幻的集体心理剧，甚至称之为“大规模的起哄”。 在许多人看来，这场青年政治运动中激进的空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葬送了左翼政治的前途，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全球右翼政治”时代。里根-撒切尔轴心的保守主义革命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遥相呼应，主导了整个世界格局。 其实，20世纪60年代青年政治运动，不仅为这一代人未来的政治成长提供了理念，而且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的组织网络。后来欧洲政治运动中的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境政治等骨干分子及其组织网络就是在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形成的。真正对全球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源于欧洲左翼绿党所推动的“环境政治”。 欧洲环境政治在理念上继承并发展了欧洲历史上的“世界主义”。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进程首先发端于右翼所强调的经济一体化，那么恰恰是左翼的环境政治所带来的“协商政治”和“世界主义”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具有后现代生活风格的“欧洲人”，为欧盟的发展和政治凝聚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 早在二战前，科耶夫在描述“拉丁帝国”时，就强调拉丁民族精神中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美感”和“非常别致的均衡感”。随着欧洲一体化，科耶夫设想的拉丁帝国理念已发展为欧盟帝国，其拉丁精神也变成了欧洲精神，拉丁民族的生活风格也成为欧洲人的生活风格。正是这种生活风格使得欧洲人以优雅艺术家的姿态，区别于在他们眼里缺乏历史和文化的粗俗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战略家卡根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卡根对欧洲人的描写不仅反映在欧洲人协商谈判推进欧盟上，而且反映在欧洲人积极通过国际谈判来推动全球环境政治上。尤其坚持环保理念的绿党和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在欧洲各国的兴起不仅强化了“布鲁塞尔政治”，而且使得环保成为欧盟在全球政治中一张王牌。 正是在欧盟的推动下，199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并于1997年进一步变成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在这些法律文件中，环境问题转化为气候问题并进而在技术上转化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在法律上产生各国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由此形成全新的“碳政治”。 欧盟目前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甚至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欧盟于2008年12月12日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同时宣布如果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能够达成全球气候协议，欧盟会将减少排放的额度提高到30%。 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政治在欧洲已演变为今天的环境政治。在美国除了继续民权运动的种族话题，把黑人奥巴马送上美国总统宝座并进一步把拉丁裔的索托马约尔送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宝座，环保领域中的重大进展差不多都与左翼的民主党有关。代表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的恰恰是来自“垮掉的一代”的克林顿，而此前民主党的卡特总统为推动环保甚至将太阳能设施安装到白宫屋顶。不过，正如里根总统拆除了卡特安装在白宫屋顶的太阳能设施一样，布什总统也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奥巴马主政之后，支持美国右翼的军工联合体的政治影响力明显被削弱，美国在环保上的立场发生根本性改变。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新能源政策，美国参议员外事委员会主席克里在今年6月的国会演说中，甚至把气候问题与反恐问题一并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就在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美国会把“碳金融”看作是拉动其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杠杆之际，就在中美谈判的重点也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问题转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节能减排问题时，美国国会于今年6月22日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固然是美国一贯的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霸权举动，但也表明美国已积极介入到全球“碳政治”中。 不同于欧洲与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锻造了“老三届”这样一个特殊的代际群体。这个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剧烈分化，其主体力量经历理想幻灭之后从激进左翼变为激进右翼，从而加入到全球右翼保守主义政治运动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左翼政治陷入低谷并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结盟，成为“全盘西化”和“国际接轨”运动的批判者和制约者。其中，环境政治也成为左翼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新左派代表人汪晖较早意识到环境问题作为批判经济发展主义的有力武器，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大政治”。他在主持《读书》期间不仅专门组织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而且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