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万载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的几点思考[精选].docVIP

江西省万载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的几点思考 万载县法制办副主任　彭根院 　　江西万载县拥有林地面积163万亩，是江西省重点林业县之一。2005年以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该县农村山林权属纠纷等问题呈现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解处理，极易发生群体性械斗，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甚至会威胁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加大对山林权属纠纷的重视和调处力度，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 　　一、万载县山林权属纠纷的现状 　　2005年林改后，万载县林农的林权意识明显增强，山林权属纠纷急剧增多。据万载县林业部门的初步统计，2005年林改以来，该县共出现各类林权纠纷600余起，其中跨县纠纷7起，跨省纠纷5起，纠纷主要集中在高村、仙源、茭湖、株潭、潭埠、黄茅等国营林场所在地和重点林区。截止到目前，仍有100多起林权纠纷未解决（大部分是国营林场与林农、国营林场与村集体的林权纠纷），其中跨县纠纷5起，跨省纠纷2起，涉及面积5000多亩，极大地影响了林区的稳定。 　　二、万载县山林权属纠纷产生及难以化解的原因 　　1、时间久远，界线模糊。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和2005年以来的新林改等五个阶段，万载县农村山林土地也几经调整，有的纠纷属于不同历史情况造成的，前后经历了几十年；有的随着行政区划几经变化；有的因洪灾、自然风化、长期生产经营、故意毁坏界标、蓄意侵占山林等，致使“四至”界标发生变化、界线模糊不清；有的因资料早已散失，见证人或知情人早已去世，缺乏相应证据，争议双方各执己见，事实难以查清。如岭东乡新华村丁XX在潭埠镇池溪村的一块插花山，因1982年签订协议的几个见证人都已过世，争议双方各执己见，至今仍未解决。 　　2、工作粗糙，遗留问题多。现在调处山林纠纷主要是以1981年－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林权证作为依据，而当时进行林业“三定”时，由于工作量大、涉及面广，林业“三定”的发证工作主要是由当时的村组干部填写，大部分山林未进行实地踏界；加上参加发证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政策透明度低、大部分群众对“三定”政策不了解，导致出现一山多证、有山无证、实际面积与林权证“四至”界定面积严重不符、毗邻山场林权证“四至”范围表达含糊不清或不准确等诸多问题。2005年林改确权时也是以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证为蓝本，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纠正和妥善解决，有些矛盾纠纷反而被重新挑起，争议的面积也从过去的几亩上升到现在的百亩、千亩。如罗城镇麻田村与锦源林场争议狗形岩一案，因林业“三定”时期重复确证，争议面积达1375亩。 　　3、山林增值，寸土不让。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木材需求量不断增加，木材价格不断攀升，加上万载县花炮企业整顿提升需要征占大量的林地，山林土地不断增值，村民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逐步形成了“寸土必争”的局面，甚至出现有的纠纷早已经过“处理”或“判决”，村民仍要翻林业“三定”案、“四固定”案、土改案的现象；很多村民在2005年林改时，以流转的集体林存在价格偏低、期限过长等问题为由，要求收回被承包的山林，而承包者则以管护经营承包合同未到期为由不予归还，从而与村集体产生利益纠纷。如仙源乡仙源村与官元山林场争议牛骨头湾一案，本来界址很明确，但因该争议地林木长势良好、效益巨大，仙源村民多次要求将该山林划归该村所有。 　　4、主体群众化，调处困难。过去的农村山林纠纷双方主体多为村民，往往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就能得到解决。而现在纠纷的主体大多涉及村委会、村民小组、征地扩改企业、乡镇政府、县政府相关部门，加上较多的农民群众一定程度上存在 “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和“法不责众”的偏激思想，造成调处难度加大。有的纠纷调查人员刚刚接触，村民随之集体上访，影响了社会安定，阻碍了纠纷的正常调处。如株潭镇杨源村与后槎村争议岭下店子背林地权属一案，因牵涉到两个村的几个村民小组和花炮厂，双方村民群体到县政府上访几次，株潭镇和县林业局几次调处无果，至今仍未解决。 　　5、乡村调处不力，矛盾上推。有些乡镇和村组干部在调处山林纠纷过程中，存在畏难情绪，怕惹麻烦，怕得罪人，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调处优势、履行自己的职责，往往在试探性的进行调解不成后，马上把困难推向县林业部门或县政府；有的干部虽然会主动介入，但因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调解专业知识，致使有些纠纷调处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不但难以化解争议，反而激化矛盾。 　　三、化解万载县山林权属争议的对策 　　调处山林权属争议要以维护稳定为第一责任，以“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为主要目标，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历史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