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是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基本方向[精选].docVIP

法治化是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基本方向 　　（蒋德海）公务员道德是公务员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因其涉及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和文明化，在当代法治的发展中，公务员道德都被逐渐纳入法治的轨道。当代法制国家的一系列阳光法案，如公务人员收入申报制度、官员亲属子女法，等等，都是公务员道德法。廉洁、诚实信用和效率，在老百姓看来是一种美德。但这些对于公务人员来说，都属于法定义务。当代法制国家对此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廉洁，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公务人员廉洁的制度，如财产申报制度、法院宣誓制度、行为跟踪制度、品德专核制度等。为防止公务人员在交际和应酬中得到好处，法律明文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馈赠和饮宴的邀请，一经查实，即以贪污论处。 同样，诚实信用和效率也是如此。公务人员必须诚实守信，这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要求。人民之所以赋予公务人员权力，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否则人民民主和人民的权利就难以保障。因此，公务人员拥有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前提就是诚实信用，他必须为人民谋利益。如果公务人员有了权却不谋公而谋私，那么作为他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代价就是被剥夺权力。由此，诚实信用等对公务人员也不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是一种法律义务。对于不诚实的公务人员，即使是总统也必须受到追究。1971年发生在美国的“水门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当代法制国家，许多制度都具有保障公务人员诚实信用的功能。比如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舆论监督和公务期限制度等，在这些制度的规范下，诚实信用和效率原则都已成为公务人员的基本义务。 不仅如此，即使是通常被认为是私德的领域，只要涉及公务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比如个人隐私，在当代法制国家是严格受保护的，但如果涉及公务，则不在此例。克林顿性骚扰事件可以说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但另一方面，也恰恰显示了当代法制国家对公务人员的私生活也要限制的严格性。公务行为无隐私已成为法制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 公务员道德入法的趋势反映了当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权力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公务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公务人员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公权的外化，这是公务人员这一特殊身份的行为特征。因此，应当严格区分公务人员行为和非公务人员行为。对绝大多数社会和公民来说，调整其行为的主要规范是道德，法律没有禁止的则可为，否则就会背离法制。但对公务人员来说，恰好相反，设定其行为的规范是法律，法律没有设定的则不可为。不可为而为之，或应当为而不为之，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将公务人员的公德纳入法治的轨道，对民主国家来说，不仅必须而且必然，也成为各民主国家规范和引导公务人员行为的基本标志。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务人员没有私德。公务人员也是公民，也会喜怒哀乐，也有婚嫁隐私。但当这些行为和公务活动联系起来的时候，它只能服从于公德。北欧有一位女部长，赴巴黎开会时因飞机误点，住宿标准超过了规定，引起议员批评，为此，该部长不等会议结束就飞回国向议会解释，但无济于事，最后仍被免职，即根源于此。 公务员道德入法既有实践需要也有理论上的根据。政治学告诉我们，公务员道德法治化是约束权力的需要。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有句传遍世界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是这个道理。伦理学告诉我们，公务员道德入法是公德的特点使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制约的论断。其实，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有两个基本论断，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只是其第一个论断。紧随其后的论断是“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道德为什么约束不了权力？正如德国学者米歇尔·鲍曼所说，在没有权力约束的条件下，道德是不可能的。这话虽然绝对，但仍不乏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公务员道德入法也与当代法治的实质精神有关。当代法治的核心是治权，而治权必然包含着公务员道德建设。治权不仅包括制度上严格规范权力的界限和范围、权力行使的程序等，还包括明确国家权力的性质和来源、国家权力行使的目的等。美国宪法创建者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对此曾有过生动的说明：“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当他们继续受到公众委托时，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这是法治的本性使然。（作者系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北欧、美国、新加坡廉政文化建设特点探析 发布时间：2010-03-09 　　廉政文化是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性系统，需要充分吸取中华民族在长期治国安邦中形成的廉政思想，同时也要广泛借鉴国际廉政建设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北欧、美国、新加坡廉政建设在当今世界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在介绍他们的主要做法的同时，也总结出其廉政文化建设中值得借鉴的经验。 　　高福利条件下形成的北欧廉政文化 　　北欧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寒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气温较低，夏季短促凉爽。恶劣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导致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