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读书笔记.docxVIP

对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批判——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舍勒在柏林德国政治研究院1927年年度庆祝大会上应邀发表演讲——“协调时代中的人”。在这次演讲中，舍勒认为，现时代的总体趋势是“协调的时代”，而且协调本身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而是不可逃避的命运；不久之后，施米特也应邀到该学院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政治的概念”，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划分朋友和敌人，这种政治才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施米特在这次演讲的基础上整理了《政治的概念》，最初刊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32年施米特出版了单行本，修改了原文中对自由主义政治论迁就的立场，增补了三篇附论和一篇1929年发表的《中立化和政治化时代》的论文，1933年版时取消了32年的附文，36年重印时恢复了32年的版本，并撰写了新的序言。《政治的概念》对于施米特就如《利维坦》对于霍布斯一样，迈尔曾说过：施米特之所以声名鹊起或者说是恶名昭著，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的概念》，而非别的什么著作。施米特政治的概念是由国家问题引入的，在《政治的概念》的开篇，施米特就提出“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认为只有正确理解政治才能正确理解国家，而且施米特并不满足于流于表面意义的解释，他要探寻的是本质意义上的国家和政治。“无论就其字面意义而言，还是就其历史形象而言，国家均是一个民族构成的特殊状态。与其他任何可以想见的个人和集体状态相比，国家在关键情况下是最终状态······若政治的本质受到误解，他们终将无从把握”。（这里的关键情况是不是施米特的“非常状况”，已经这里的最终状态是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精神，暂时不得而知。）在此，我们可以将施米特的国家学说解读为民族国家（之所以认为施米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主要还是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中解读出来，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虽然一直强调国家和主权，但他并没有像韦伯一样——明显地以德意志作为分析标的并直接表达其对于德意志发展的担忧，施米特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国家），目的在于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政治不成熟”。当然这里必须得指明的是：到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对于英法美等国家的国家建构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三权分立、代议民主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贡献。从他的民族国家的特征，可以分析出施米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当时世纪初的德国的纯粹法学派和政治浪漫派。原因在于：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战胜国签订一系列合约，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度，按照英法等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建立魏玛共和国。但实际状况是当时的德国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政党政治高于国家政治。而政治浪漫派的特征在于：对政治采取审美的态度，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是交谈，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的态度是反讽。这一切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成功，因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事务进程的只能是那些能做出决断的人；而纯粹法学派企图用法律实证主义，把国家内部事务的法律权限限定在司法程序的范围内。二者都不能解决当时德国的困境。因此，施米特迫切希望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政权以保证国家的强大。以此为核心理解《政治的概念》，我们才能体会为什么施米特一再强调政治、主权、对抗。因此，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实际上就是以自由主义作为靶子进行批判。我们先从《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时代》开始分析：施米特分析了欧洲精神在近四个世纪经历的几个阶段：从神学领域发展到形而上学领域，进而又发展到人文—道德领域，最终发展到经济领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的嬗变从这几个不断转换的中心来理解的。到了19世纪，技术主义与作为一种“工业主义”的经济学说保持密切联系——技术的进步业已令人叹为观止，甚至波及社会经济状况，乃至一切道德、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均受其影响。一种“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它承诺所有问题都能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20世纪不仅成为技术的时代，而且成为把技术作为宗教信仰的时代。施米特对所谓技术时代的历史解释就是：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国家把自己描述成处于不可知的中立状态，并以为其存在的正义性恰恰出于其中立性。在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阶段：人们期望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和共同前提，以使保障、明晰、谨慎与和平成为可能。首先是国王，然后是国家成为中立性权力；中立性权力和中立性国家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表达。其元理论在于：人们在技术中找到了绝对的、最终的中立性基础，因为显然没有比技术更中立的东西了。技术服务于所有人，解决所有争议，成为达成普遍协调的基础（舍勒在1927年的演讲）。施米特认为：技术始终只是一种工具和武器，恰恰因为它服务于所有人，它不具备中立性。从技术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决断——技术本身既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反动的；既可以为自由服务，也可以为压迫服务；既可以用于集权，也可以用于分权。事实上，纯粹技术原则和观点中，不能产生任何政治问题，也无从产生任何政治答案。这里“技术性”我们认为，很明显不仅仅指科学、经济、军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