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方法 第五章 历史工作者的学养.ppt

（三）语言的训练 一般来说，从事古典学、亚述学、埃及学等专业研究的人，必须用很大的心力学习相应的古代语言；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需要通晓一些已经成为“化石”的古代周边居民的语言； 中国人研究古代史，需要掌握一些古文字学和古代汉语的知识； 研究外国史，至少需要掌握一种外语。只有能熟练运用所研究国家的语言，才能占有史料，跟踪动态，并开展交流。 （四）掌握辅助工具 研究中国古代史需要掌握的辅助工具： 年代学、目录学、官制、历史地理、训诂学、校勘学、版本学。 研究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 需要掌握古文书学、考古学、年代学、纹章学、谱牒学等工具手段。 （五）善于利用图书馆 了解各个图书馆的收藏特色，找到研究课题所需文献的收藏地点，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 而到外地的图书馆从事研究，又要有经费的支持。 国内图书馆接待专门研究人员的能力比较有限，更谈不上经费支持。美国不少图书馆不仅收藏富有特色，而且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的研究基金，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芝加哥的纽伯里图书馆、伍斯特的美国文物协会，以及各个总统图书馆，都设有专门的研究基金，可供研究者申请。 四、文化底蕴 1.文化底蕴界说 所谓文化底蕴，指的是由个人所获得的“精致文化”的知识、品位和技能所构成的一种综合素养。 经典案例 陈寅恪、钱钟书、齐思和、吴于厪。 （二）中国史学者对外国文化的修养 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除了必要的传统文史修养外，如果具有一定的外国历史与文化方面的知识，就可能取得更出色的成就。 （三）外国史研究者对本土文化滋养的需要 1.首先来自这种研究的目的。 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目的在于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获得认识当前世界变动趋向的背景知识，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 这一目的决定了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主要是面向国内，因而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者没有相当的中国文化修养，其论著可能是用中文写出的“舶来品”，根本无法融入本土文化，在学术价值上或许还赶不上某些翻译的外国史论著。 2.中国现代史学的变动趋向，也决定了外国史研究必须依托于本土文化。 中国史学具有独特而深厚的传统，对现代史学的发展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制约。 在中国研究外国史，不仅获取资料更加困难，而且没有直观体验的辅助，加上用中文转述材料还可能造成信息的误传或流失，这些因素都会严重制约研究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史研究唯一可恃的优势，就是本土文化的修养。本土文化修养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参照，对中国现实的关怀可能带来独特的视角，这样就有可能发现新的问题，找到新的视角。 3.本土文化底蕴还有助于就“鉴别吸收”外来资源。 在中国的外国史领域，学术积累相当单薄，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无论原始文献还是第二手著作，都不得不倚重外国。 于是，在范式、观念、解释框架和具体论点各个方面，研究者都容易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以至亦步亦趋。 研究者如果具有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文化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就有可能对外来的学术和思想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盲目地追随他人，有助于形成自己的思路，提出独到的见解。 4.中国文史修养对于外国史写作具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的外国史领域，出生于20世纪前期的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和文史修养，他们的文章写得很有特色；年轻一代学人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较多，有的行文欧化，有的文辞贫乏，不少文章言不达意。 外国史学者大量阅读外文书或翻译外国作品，长期耳濡目染，在行文习惯乃至思维方式上，难免印上外来的痕迹；加上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相脱节，因而更应该用心于写作。 具体方法：熟读名篇佳作，不断积累词汇，掌握较多的句式，反复锤炼表达，以增强文采，提高论著的可读性。 研究生教育的弊端 学外国史的人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不听中国史的讲座，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 美国大学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不同专业的学者之间有着活跃的往来，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中国史的研究生必须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资格考试会涉及相关领域和学科的知识。 学习榜样 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中，凡取得出色成绩的学者，大都有着相当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 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厪、杨生茂、刘祚昌和罗荣渠等学者，大都中外兼通，学识渊博，他们当中没有人取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就，并不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天赋和学养不够，而是中国的整体学术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所致。 在国外，一些卓有成就的中国史学者，也多具有比较全面的修养。 何炳棣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英国史博士学位后，专攻中国人口史和社会经济史，成为美国一流的中国史学者； 王国斌最初学习欧洲史，后来发挥所长，侧重中、欧比较，也取得了有影响的成就。他们在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