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思想启蒙.docVIP

对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教科书多数只是口号式总结成“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出卖主权”、“内外勾结”、“丧权辱国”。这里我想从当时士大夫阶层思想认识的角度，对比着日本，探讨一下中国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在客观上，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西方的文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也完全有可能踏进国际世界，经历大胆的改革之后，周旋于列国之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中国从统治者到思想者，在观念上基本上都否认了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的存在。如前面所述，西方列国在中国近代大部分士大夫的思维中，被归为“夷狄”的范畴，西方制度，被视为“夷俗”。士大夫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正统思想，基本上断绝了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对待外侮，中国也经历了否认、承认、图变自强的历程。1860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终于艰难的启动。洋务派是比较具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又以奕?和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最早向皇帝乃至全体中国士大夫们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相对于当时以倭仁为首的国粹派的空谈阔论，李鸿章的“大变局”、“强敌”观念，无疑是对西方挑战的严峻现实的认识上的深化，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李鸿章在1864年写了一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这封信中，李鸿章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惟有学习西洋科技方能自存；第二、中国与日本孰弱孰强，要看哪一个国家变得早、变得快；第三、改革要从培养人才入手，他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不能不说，在公元1864年，李鸿章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最为清醒的。 　　 洋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文祥，在临终前上奏清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 　　 北京条约签订后，恭亲王拟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以夷器和夷法对付夷人，即接受西方文化军事部分，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在自强尚未实现时，中国应当谨守条约，避免战争。 　　 事实上，洋务派也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首先，在外交思想和实践上，主动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中国外交的第一项重大调整是1861年1月在恭亲王提议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文祥和桂良掌管；在总理衙门之下还设有南北各一个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十几个通商口岸和开放口岸的一应事务。这改变了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和两广总督等机构兼办外交从而使内政与外交界限不分的状态。这是中国向近代国际体系迈进的第一项认真的措施。对外交往的日益顺畅，伴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主管清廷外交的恭亲王，其个人的外交经验也不断积累，视野不断拓宽。丁韪良呈上的《万国法原理》译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重视，恭亲王下令将该书作仔细润色后刊印300册，分发给京内外大员。恰在《万国法原理》刊印期间，清廷面临一件外交纠纷，使恭亲王有机会检验西方国际法的有效性：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lflues)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根据新近从《万国法原理》中获取的关于“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知识，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